管晏列传赏析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即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管晏列传》这篇文章的写法比较奇特，它并不全面系统地写两人的生平政绩，而是选取两人的一两件轶事来写，就是这些小故事，作者在叙写时也极力概括，反倒是抒情谈话展现得很充分。司马迁写的这些事绝不是无关痛痒，恰恰表现了他的社会人生理想，有成“一家之言”的意义。

第一段，介绍管仲的出身。着重写他因鲍叔牙的推荐而任齐桓公之相的事，为后文管仲详谈他和鲍叔的关系作发端；于管仲的煌煌相业，则以“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几句带论断性的、概括性极强的话了之。头绪集中，笔力极劲健。

第二段，集中显示了本文的特点。借管仲之口，尽量抒发存在于他与鲍叔之间的典型的人生知遇之情。“分财”多取而非“贪”，为人“谋事”陷于“穷困”而非“愚”，“三仕”都被逐而非“不肖”，作战退走而非“怯”，被囚降事新主而非“无耻”，管仲的一连串不容易为人原谅、得人理解的行动，鲍叔都能原谅，都能理解，丝毫不动摇对管仲的信赖，其见事之明，知人之深，真是别无可求，不能有加。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充满计较利害、变换冷暖的情态，文中写鲍叔的对待管仲，真能使旧时一般缺乏援助、需要友谊的人，读了都感极而下泪。鲍叔知人，可令一般人如此感动，则管仲之高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自是出诸血诚，丝毫没有过分，一样令人共鸣，令人激动。文中这段抒情的谈话，都用排比之笔，重叠、连贯地写下来，恻怆悲凉，顿挫摇曳，情韵绵邈，一反上段的劲炼之概，使文章节奏变换，交错多姿。鲍叔之贤，得管仲相业而彰；管仲之污，得鲍叔智慧而除。司马迁在文中叙事那样节约笔墨，而放手去载管仲的抒情之言，目的固然是为了在管晏传中附写鲍叔，起合传中又有附传的微妙作用，因而后文又连带介绍鲍叔的子孙后世，并下一句抑管扬鲍、倒置历史人物的通常地位的断语：“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第三段，笔调又变化，以议论带叙述，近于今人的所谓“以论带史”。它用作者的评论及管仲自己的言论，带来对于管仲相业成功原因的补叙。目的主要不在表彰管仲一人，而在提供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供人借鉴。在史传中注意提供有意义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是《史记》重大的思想价值之一。司马迁有儒家思想，又善于汲取道家思想中的重自然、重顺应民心的合理因素。在本段中，着重总结管仲相齐的“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成功的政治经验。本段写完管仲的事迹，带出“后百馀年而有晏子焉”一句，显示两人的类同关系，为后面介绍晏婴事迹作转，也是《史记》的常用手法。

第四段开始写晏婴，也以极简练的笔墨概括其生平。段中着重揭示晏婴的“节俭力行”与“危言危行”两种行谊，由于有重点，故叙述虽简而晏婴为人的特点很分明。

第五段又不避琐细，选择两个生动事例，写晏婴的知人和谦逊。其中“志念深矣”一句，借晏婴驾车人妻子的口，表现晏婴的大臣和思想家的重要品质，极为深刻。越石父与晏婴的对答，驾车人与晏婴的对照，着墨无多，生动且具有戏剧性。对史事本身的善于选择和剪裁，此史笔之所以工；描写的富有生动性，此文学价值之所以高。往往一事而兼具两善如此段，则《史记》之多多过人也固宜。

最后一段为论赞，多用反问句跌宕生姿。“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一结以自卑口气，备致对晏婴的倾倒之情，牵扯自己，真是出人意外的神来之笔。然幽默之中，固含有无限的体会世味辛酸、渴望知人之贤的悲痛心情。了解司马迁的为人和经历，才能领会这句话的严肃的思想与感情的分量。 

文章浓墨重彩地描绘足以显示人物思想和行动特点的轶事，突出管鲍交游、鲍叔谦让、晏子赎回越石父和推荐御者等言行。这些描述生动传神地写出了具有不同性格特点的历史人物，脉络清晰、以传抒情、叙事独特、总分结合、叙议交融，文章活画了人物形象，强调了识才举贤的重要性，寄寓了作者世无知己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