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三章。三章诗的开头都是写景。“汜”、“渚”、“沱”，上面的译文都从支流这一意义上翻译，而在弃妇心目中，这一条条不同的支流都是看得见的具体存在。她住在“汜”、“渚”、“沱”一带，她丈夫当年从水路而来，最后又从这些支流中的一条乘坐小船悄然离去。从表现手法说，各章的首句都是直陈其事，用的是赋体；从江水有支流，引出“之子归”的事实，则在赋体之中又兼有比兴的意味。

诗中的丈夫是一位薄情郎。在三章诗中，那弃妇分别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来诉说丈夫对她的薄情。“不我以”，是不一道回去；“不我与”，是行前不和“我”在一起；“不我过“，是有意回避，干脆不露面。丈夫在感情上是如此吝啬，做的是那样地恩尽义绝，无需再添加笔墨，其薄情薄意已如画出。

诗中的弃妇是一位自信心很强的女人。她相信自己在丈夫感情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而预言丈夫今日的背弃行为，日后必将在感情上受到自我惩罚，这就是各章结句所说的“其后也悔”、“其后也处”、“其啸也歌”。值得注意的是，丈夫将受到的感情上的自我惩罚与他背弃自己妻子的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我以”引出“悔”，“不我与”带来“处”，“不我过”导致“啸歌”。其愈是绝情，其后果也就愈加严重。当然，这只是弃妇一厢情愿的假想之辞。事实上，那男子很可能事过境迁，在感情上并不引起任何震动。对于理解这首诗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弃妇自信的论断日后是否会成为事实，而是隐藏在这一论断背后的弃妇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弃妇设想故夫日后会后悔今日的背弃行为，其中就隐含了弃妇对于夫妇关系重归于好的企盼；预言故夫今日的轻率必将招致日后的痛苦，这又泄露出弃妇恨过于爱的报复性的心态。这是她的软弱，也是她的坚强。由此决定了这首诗风格上的特点，既一唱三叹，极尽缠绵，又柔中见刚，沉着痛快。

此诗每章的前三句叙事，后两句抒情。其中第三、四句重出——男子的薄情集中表现在这一句，女子的痛苦不幸也根源于这一句，因而采取了反覆咏叹的形式。重出的这一句子中的关键字，各章不同。从一章的“以”，一转而为二章的“与”，再转而为三章的“过”，愈转愈深，丈夫如何薄情，做妻子的又是如何痛苦不幸，都因了这一关键字的置换而得到一层深于一层的表现。全诗形式整齐，结构严谨，用字精审，笔法却极为自然，语言又十分浅近，达到了精工与自然、深入与浅出的完美结合，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水平。

全诗以“江有汜”起兴，反复申述，大意是：不让我陪嫁，你会后悔的，你就痛苦去吧，你就一个人哭去吧。诗中“有”字为语助虚词，“汜”、“渚”、“沱”都是具体的水名，“以”、“与”、“过”都是动词，表示“陪同”（随嫁）的意思。

（1）男子小心翼翼用白茅包好刚打到的獐子，怀着坎坷不安的心情送给心爱的女子，并称女孩就像这白茅一样纯洁美丽。

（2）二人亲热时女孩不好意思让他不要太粗鲁，以免招来人旁观的细节说明两位古代男女青年对待恋爱的方式是自然、直接、主动，对待恋爱的态度是真诚大方，朴实率真，不矫揉造作，女生还带着年轻的娇羞。

（3）獐和鹿，都是古人求亲的时候必备的礼聘之物，诗中引用这獐和鹿含义深刻。

诗经是收录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篇，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礼教尚未形成，社会风气较开放，古代男女对性的态度不像后世般受礼教禁锢，所以男女表达爱情还是比较大胆，直接的。谈情说爱、男欢女爱是人纯真性情的流入，不能言其淫艳、不符礼义廉耻。

《野有死麕》以它鲜明直面讴歌爱情的主题而显得极其可贵。 全诗三段，前两段以叙事者的口吻旁白描绘男女之情，朴实率真。第三段转变叙事角度的描写手法使整首诗情景交融，正面侧面相互掩映，含蓄之人，赞美了男女之间自然、纯真的爱情。后人鉴赏《野有死麕》应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民俗风情及文化背景才不失之偏颇。

《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纯真的情歌，一首在荒烟蔓草的年代，人纯真性情的流淌之爱歌！

这是一首小官吏诉说自己愁苦的诗。从诗的语言看，并没有“忠臣不得其志”或“安于贫仕”之意，旧说未免令人感到迂曲，今人的“怨诉”说则解释较为圆满。诗中的小官吏公事繁重苛细，虽辛勤应付，但生活依然清贫。上司非但不体谅他的艰辛，反而一味给他分派任务，使他不堪重负。辛辛苦苦而位卑禄薄，使他牢骚满腹，家人的责备更使他难堪，他深感仕路崎岖，人情浇薄，所以长吁短叹，痛苦难禁，悲愤之余，只好归之于天，安之若命。

此诗经北门开篇，自古以来，北通“背”，朱熹解读第一章开篇为“比”，就预先注明诗的主人公正面临着背时的命运。其实，从府衙北门而出，当然是背对光明而来的，自然是形象暗淡无光，精神萎靡不振。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低着头走回家。因为无职无权，当然就要受穷了，想体面也体面不起来，其内心之黯然神伤，可想而知。但别人却不知道他的这份艰难，这个别人不只包括他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上司，还包括靠他糊那点薪俸养活的家人。他也自知没有本事，但又无能为力，只剩下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份了。这个小官吏，甘于清贫，内外交困，穿着寒酸，愧对家人，但又如此任劳任怨，忠于王事，勤于政事，真是具有敬业精神的忠谨之士。

这首诗的主人公虽然是一名官吏，但全诗并非无病呻吟，的确体现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诗中连用“我”字而蕴含的感情色彩。全诗纯用赋法，不假比兴，然而每章末尾“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三句重复使用，大大增强了语气，深有一唱三叹之效，牛运震《诗志》认为这些句段与《古诗十九首》中“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等一样，“皆极悲愤语，勿认作安命旷达”，这是很有见地的。

《何彼秾矣》一诗的主旨，《毛诗序》以为是“美王姬”之作，云：“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古代学者多从其说，朱熹《诗集传》也说：“王姬下嫁于诸侯，车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挟贵以骄其夫家，故见其车者，知其能敬且和以执妇道，于是作诗美之。”近现代学者大都认为是讥刺王姬出嫁车服奢侈的诗。高亨《诗经今注》却认为是“周平王的孙女出嫁于齐襄公或齐桓公，求召南域内诸侯之女做陪嫁的媵妾，而其父不肯，召南人因作此诗”。袁梅《诗经译注》又持新说，以为是男女求爱的情歌，诗中的“王姬”、“平王之孙”、“齐侯之子”不过是代称或夸美之词。此诗应是为平王之孙与齐侯之子新婚而作，在赞叹称美之余微露讽刺之意。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极力铺写王姬出嫁时车服的豪华奢侈和结婚场面的气派、排场。首章以唐棣花儿起兴，铺陈出嫁车辆的骄奢，“曷不肃雝”二句俨然是路人旁观、交相赞叹称美的生动写照。次章以桃李为比，点出新郎、新娘，刻画他们的光彩照人。“平王之孙，齐侯之子”二句虽然所指难以确定，但无非是渲染两位新人身份的高贵。末章以钓具为兴，表现男女双方门当户对、婚姻美满。

“通篇俱在诗人观望中着想”（陈继揆《读诗臆补》），全诗在诗人的视野中逐渐推移变化，时而正面描绘，时而侧面衬托，相得益彰。从结构上说，全诗各章首二句都是一设问、一作答，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前后上下，分配成类，是诗家合锦体”（同上）。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每章首二句，一若以设谜为问，一若以破谜为答，谐讔之类也。此于《采蘩》、《采苹》之外，又创一格。此等问答体，盖为此时此地歌谣惯用之一种形式。”

这首诗内容与《邶风·新台》相承接，主要意思是讽刺宣姜（齐女）不守妇道，和庶子通奸，其事丑不可言。诗以墙上长满蒺藜起兴，给人的感觉，卫公子顽与其父妻宣姜的私通，就像蒺藜一样痛刺着卫国的国体以及卫国人民的颜面与心灵。

全诗一唱三叹，在反复重复的数落中，一层层加深着对这一宫廷丑事的批判。在结构上，叠咏而意义递进，无论在内容、思想感情上都是一层深过一层，有效地增强着诗歌的讽刺力量。诗中之“不可埽”、“不可襄”、“不可束”，表面上写墙茨之延伸愈来愈长，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实际上是比兴卫公子顽与其父妻私通已经到了无耻糜烂、昭然无忌的程度。诗中之“所可道也”、“所可详也”、“所可读也”，表明人们对这种宫廷丑事的议论，在一步一步的升级，几乎已经尽人皆知了。诗中之“言之丑也”、“言之长也”、“言之辱也”，写人们对于这种宫廷丑闻的感情态度，由丢脸、气愤到感到耻辱，真有一人之祸，祸及国体的感觉。

此诗三章重叠，头两句起兴含有比意，以巴紧宫墙的蒺藜清扫不掉，暗示宫闱中淫乱的丑事是掩盖不住、抹煞不了的。接着诗人便故弄玄虚，大卖关子，宣称宫中的秘闻“不可道”。至于为何不可道，诗人绝对保密，却又微露口风，以便吊读者口味。丑、长、辱三字妙在藏头露尾，欲言还止，的确起到了欲盖而弥彰的特殊效果。本来，当时卫国宫闱丑闻是妇孺皆知的，用不着明说，诗人特意点到为止，以不言为言，调侃中露讥刺，幽默中见辛辣，比直露叙说更有情趣。全诗皆为俗言俚语，六十九个字中居然有十二个“也”字，相当今语“呀”，读来节奏绵延舒缓，意味俏皮而不油滑，与诗的内容相统一。三章诗排列整齐，韵脚都在“也”字前一个字，且每章四、五句韵脚同字，这种押韵形式在《诗经》中少见。

《燕燕》全诗四章，前三章重章渲染惜别情境，后一章深情回忆被送者的美德。抒情深婉而语意沉痛，写人传神而敬意顿生。

前三章开首以飞燕起兴：“燕燕羽飞，差池其羽”，“颉之颃之”，“下上其音”。《朱子语类》赞曰：“譬如画工一般，直是写得他精神出。”阳春三月，群燕飞翔，蹁跹上下，呢喃鸣唱。然而，诗人用意不只是描绘一幅“春燕试飞图”。而是以燕燕双飞的自由欢畅，来反衬同胞别离的愁苦哀伤。此所谓“譬如画工”又“写出精神”。接着点明事由：“之子羽归，远送羽野。”父亲已去世，妹妹又要远嫁，同胞手足今日分离，此情此境，依依难别。“远羽将之”、“远送羽南”，相送一程又一程，更见离情别绪之黯然。然而，千里相送，总有一别。远嫁的妹妹终羽遽然而去，深情的兄长仍依依难舍。这里诗歌运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感人的情境：“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伫立以泣”、“实劳我心”。先是登高瞻望，虽车马不见，却行尘时起；后是瞻望弗及，唯伫立以泣，伤心思念。真是兄妹情深，依依惜别，缠绵悱恻，鬼神可泣。这三章重章复唱，既易辞申意，又循序渐进，且乐景与哀情相反衬；从而把送别情境和惜别气氛，表现得深婉沉痛，不忍卒读。

四章由虚而实，转写被送者。原来二妹非同一般，她思虑切实而深长，性情温和而恭顺，为人谨慎又善良，正是自己治国安邦的好帮手。她执手临别，还不忘赠言勉励：莫忘先王的嘱托，成为百姓的好国君。这一章写人，体现了上古先民对女性美德的极高评价。在写法上，先概括描述，再写人物语言；静中有动，形象鲜活。而四章在全篇的结构上也有讲究，前三章虚笔渲染惜别气氛，后一章实笔刻画被送对象，采用了同《召南·采蘋》相似的倒装之法。

《燕燕》之后，“瞻望弗及”和“伫立以泣”成了表现惜别情境的原型意象，反复出现在历代送别诗中。“伫立以泣”的“泪”，成为别离主题赖以生发的艺术意象之一。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

《毛诗序》云：“《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孔疏云：“毛以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陈别有小君内有贞顺之德，外有服饰之盛，德称其服宜与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泆之行，不能与君子偕老。”他们认为此诗所写的服饰仪容之美属于理想的“小君”（国君之妻）。而朱熹《诗集传》则说：“言夫人当与君子偕老，故其服饰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宽广，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虽有是服，亦将如之何哉！言不称也。”他以为服饰仪容之美乃是反衬宣姜人品行为之丑。在这点上今之学者又多从朱熹之说。

全诗三章，首章七句，次章九句，末章八句，错落有致。首章揭出通篇纲领，章法巧妙。宣姜本是卫宣公之子伋的未婚妻，不幸被宣公霸占，后来又与庶子顽私通，劣迹斑斑。“君子偕老”一句基此而来，起调突兀如当头棒喝，寓意深婉，褒贬自明。“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四句造语奇特，叙服饰与叙仪容相交叉，辞藻工美，极力渲染宣姜来嫁时服饰的鲜艳绚丽，仪容的雍容华贵。末二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逗露讥刺，全诗惟此二句是刺意，其他均是赞叹称美之辞，但此二句与“君子偕老”一句遥相呼应，暗自缀合，含蓄蕴藉，藏而不露。

次章与末章用赋法反覆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美。次章起始“玼兮玼兮”六句与末章起始“瑳兮瑳兮”四句复说服饰之盛，次章“扬且之皙也”三句与末章“子之清扬”四句是复说容貌之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二句神光离合，仿佛天仙帝女降临尘寰，无怪乎姚际恒《诗经通论》称此诗为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滥觞，并谓“‘山河’、‘天帝’，广揽遐观，惊心动魄，有非言辞可释之妙”。“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二句巧于措辞，深意愈出，余音袅袅，意味无穷。这两章造句齐整，意象迷离，所以陈继揆《读风臆补》说：“后两章逸艳绝伦，若除去‘也’字，都作七字读，即为七言之祖。”

全诗反覆铺陈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盛美，是为了反衬其内心世界的丑恶与行为的污秽，铺陈处用力多，反衬处立意妙，对比鲜明，辛辣幽默，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

此诗三章，全以采摘某种植物起兴。这是上古时期吟咏爱情、婚嫁、求子等内容时常用的手法之一，也就是说，在上古时期，采摘植物与性有着某种神秘的或是象征性的联系，至于两者之间在文化上为何能牵系在一起或如何发生瓜葛，这与原始交感巫术有关，在此不作详论。但若从现代美学角度来看，以采摘植物起兴爱情等题材，在审美上和爱情上倒也有一定的同构同形关系，因为炽热的情欲与绿意葱茏的草木都可给人带来勃然的欣悦。所以，以“采唐”“采麦”“采葑”起兴，在含蓄中有深情，形象中有蕴意。

“兴”以下的正文中，主人公完全沉浸在了狂欢后的甜蜜回忆里。除每章改换所欢爱者外，三章竟然完全相同，反覆咏唱在“桑中”、“上宫”里的销魂时刻以及相送淇水的缠绵，写来又直露无碍，如数家珍。似乎以与多位情人幽会为荣乐，表现了一位多情浪子渔色后的放荡、得意心态，其句式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尤其每章句末的四个“矣”字，俨然是品咂、回忆狂欢之情时的感叹口吻。近人或认为孟姜、孟弋、孟庸当是一人，若如此，似不合《诗经》中运用复沓的家法。《诗经》中用复沓虽只更换个别词汇，但无论更换的是动词、名词，诗意上多有所递进或拓展，比较典型的如《周南·芣苢》中的“采之”“有之”“掇之”“捋之”“袺之”“襭之”，一字之差，却记叙了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若此诗中三姓实指一人，一者整首诗三章全为重复，不免过于臃肿拖沓，毫无意味；二者也与“群婚性的男女欢会”的诗意不合。

此诗若依自古以来的“用诗”体例，抛开其隐含的本意，作为一首热烈活泼的情歌来看，也无不可。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自言自语，反复咏唱，每章的前半段只换了两三个字，采集对象换了，地点变换了，美女的姓氏换了，而后半段一字不易。无论是等待、幽会还是送别分手的地方，都没有变换。主人公完全沉浸于自己和美女约会的美好回忆之中。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