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愚溪诗序》是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所写的序。

《八愚诗》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以后，为了排遣他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而写的一组寄情于山水的诗。《八愚诗》已经亡佚。

一般说来，序有两种，一种是书序，一种是别序。书序一般用来陈述著作者的旨趣，多放在篇首。别序一般用来为朋友赠别。《愚溪诗序》是书序，是柳宗元陈述他写作《八愚诗》的旨趣的。

愚溪本来叫冉溪。为什么叫冉溪呢?有人说姓冉的曾经住在这里，以姓得名，所以叫冉溪；又有人说溪水能染色，所以叫染溪。总之，不论叫它冉溪还是叫它染溪，都是有缘由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溪水改名呢?据说“土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意思是说，当地人对于究竟是冉溪，还是染溪，争论不休，所以不能不改。但是，为什么要改叫愚溪呢?因为“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

“予以愚触罪”，意思是我因糊涂触犯了刑律得了罪。“谪潇水上”，意思是被贬在潇水这个地方。“得其尤绝者家焉”，意思是寻得一处风景极佳的地方安了家。这里的“家”字是动词，安家、住下的意思。“愚公谷”，在现在山东临淄西。“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故更之为愚溪”，意思是说，现在我住在这溪边，不知道起一个什么名字好，鉴于古代有愚公谷，所以便改溪名为愚溪。

其实，愚公并不愚，他所以自称为愚公，不过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同样，改溪名为愚溪，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不仅于此，“予以愚触罪”，就更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了。“以愚触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言外之意就是说，聪明人是不会去干那种所谓的犯罪的傻事的。触罪之后，不仅要连累到妻子儿女，而且连自己居住的地方，都要受到连累，这是一种多大的不公平!这还不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吗?

更有甚者，连“愚溪之上”的小丘，丘东北六十步的泉，泉合流屈曲而南的沟，负土累石塞其隘的池，池东的堂，堂南的亭，池中的岛……虽然“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也一概以愚字命名，称之为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岛。这是为什么?都是“以予故，咸以愚辱焉”。这更是一种不公平，自然也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

“合流屈曲而南”，意思是泉水汇合到一起曲曲折折向南流。“嘉木异石错置”，意思是好的林木、奇异的石头交错陈列。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和愚本来是联系不到一起的，“今是溪独见辱于愚”，这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道理据说是有的，“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其流甚下”，指溪的水位太低。峻急，指水势湍急；坻石，指滩石。幽邃浅狭，指溪谷幽深，溪流浅窄；蛟龙不屑，就是蛟龙不屑于居住。蛟龙，古代传说中的动物，民间相传它能兴风作雨发洪水。“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溪没有可利于人世的地方，只是和我相类似，因而虽然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那也是可以的。然而把愚和我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从而说溪“适类于予”，使用愚的称号来屈辱溪，自然也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了。

溪水无辜，而所以要用愚的称号来屈辱它，完全是因为“予家是溪”。而“我”又“以愚触罪”。那么，“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愚人呢?由此便转入写愚的种类和性质。

有三种愚人，一种像宁武子那样，“邦无道则愚”；一种像颜回那样，“终日不违如愚”。宁武子是“智而为愚者也”，颜回是“睿而为愚者也”。所以他们“皆不得为真愚”──他们都不是真的愚笨。

宁武子，春秋时卫国人，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论语·公冶长》说：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清明时，他就显得很聪明；当国家昏暗时，他就装傻。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到，他的那种傻劲，别人就做不到了。颜回，字子渊，是孔子的忠实门徒。《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来不提出不同的意见，好像很愚笨。可是我考察他私下的言行，发现他对我传授的东西能有所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笨。

像宁武子和颜回，当然都不愚笨。其实何只是不愚笨，应该说他们都是聪明人。“智”，智慧；“睿”，通达。“智”和“睿”，都有聪明的意思。“智而为愚者也”，意思是聪明而装糊涂；“睿而为愚者也”，意思是明白而装傻。因此，宁武子和颜回，都不是真的愚笨。而“我”的愚就完全不同了：“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才是真正的愚人呢!

“有道”，指天子圣明；“遭有道”，就是遇到了圣明的天子；“违于理”，就是违犯了道理；“悖于事”，就是行事谬误。这都是就永贞革新这件事说的。

公元805年，就是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王、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入主朝政，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把矛头直指豪门贵族、藩镇、宦官，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这场运动只维持了146天，便被宦官勾结豪门贵族镇压下去。结果顺宗李诵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李纯。李纯上台后，杀了王叔文，逼死了王，柳宗元就是因此被贬到永州做司马的。所谓“遭有道”，就是指遇到了宪宗这样的天子。像宪宗这样的天子难道是圣明的吗?很显然，说这样的天子是圣明的，恐怕纯粹是一种讽刺!因而，所谓的“违于理”“悖于事”，便无一不是反话了。“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这样，世上就没有能和我争这条溪水，只有我才占有它，并给它命名为愚溪。这就更是愤激不平之词了!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朝廷规定他终生不得量移。这就是说，柳宗元只能老死在贬所。这对柳宗元来说，自然是最沉重的一种打击。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柳宗元淤积在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情，无法发泄，便只有寄情于山水，以超脱于尘世来自我麻醉，这就是所以要写第五段文章的原因。

“善鉴万类”，就是能够鉴照万物；“清莹秀澈”，就是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锵鸣金石”，是水声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漱涤万物”，就是洗涤世间万物；“牢笼百态”，就是包罗各种形态；“鸿蒙”，指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态；“超鸿蒙”，等于说出世；“希夷”，指空虚寂静，不能感知的状态；“混希夷”，就是与自然混同，物我不分；“寂寥”，就是寂寞；“莫我知”，就是没有谁了解我。

这段话所抒发的仍然是一种愤激不平之情。

这段开头第一句说“溪虽莫利于世”，情调有点低沉。但是，紧接着笔锋一转，感情的色彩就完全不一样了：溪水能鉴照万物，清洁光亮，秀丽澄澈，铿锵鸣响，有金石般的声音。这是一个多么恬静、闲适、幽美、和谐的世界啊!把这么一个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黑暗政治对比一下，哪一个龌龊，哪一个光明，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这样一个世界难道只能使愚昧的人心喜目笑、眷恋向往，高兴得不愿离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些聪明的人所留恋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世界呢?真是意在言外，发人深思!

接下来笔锋又一转，便直抒起胸臆来了。“予虽不合于俗”，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是从人世中被排挤出来的。被排挤出来以后，虽然冷寞、孤单，却有一支能洗涤世间万物、包罗各种形态的笔伴随着自己，安慰着自己。在这无违无碍的茫茫然的大自然之中，返璞归真，自得其乐，不胜似生活在那昏暗龌龊的人世吗?清净寂寞，是没有谁能够了解我的，这并不是在宣扬与世无争的出世思想，而仍然是在抒发内心深处的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情!

《愚溪诗序》通篇就是写了一个“愚”字。从“予以愚触罪”，到“以愚辞歌愚溪”，充分表达了一个遭受重重打击的正直士大夫的愤世嫉俗之情，同时，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也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愚溪诗序》侧重于抒情，文章以愚为线索，把自己的愚和溪水的愚融为一体。明明是风景极佳的地方，可是，“予家是溪”，由于我住在这溪水边，便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溪的头上。明明是“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因为我的缘故也不能不把愚字强加在丘、泉、沟、池、堂、亭、岛的头上。就这样，作者把自己的愚和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愚融为一体。从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等的受愚的称号的屈辱，自然也就可以想到作者受到的屈辱。溪、丘、泉、沟、池、堂、亭、岛仿佛全是作者苦难的知己，而奇石异木便成了作者耿介性格的象征。文章清新秀丽，前两段基本上是记叙，在记叙中抒发感情，后三段则主要是议论，在议论中发表感慨。语言简洁生动，结构严谨妥贴，不愧是传世的名篇。

词的上片是忆旧。

“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起首两句写早年的政治生活。唐宋时九品官服色青，公元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陆游由福州决曹掾被荐到临安，以九品官入京改职，言“青衫”十分贴切。陆游为官期间交识的同辈人士多是一时俊彦，因言“结友尽豪英”。

“蜡封侯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写任圣政所检讨官时的活动，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很鼓舞人的。这时宋孝宗刚即位，欲有所作为，遂恢复起用主战派的著名人物张浚，筹划进取方略。

词的下片是抒愤。

“时易失，志难城，鬓丝生。”换头三句既是词意的转折，接连三个三字句如走丸而下，表现出他激动的心情，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经历的转折。“时易失”，先就大局而言，就是说，好景不长，本来满有希望收复中原的大好机会竟被轻易地断送了！宋孝宗操之过急，张浚志大才疏，北进结果遭到符离之败，反而又结成了屈服于金人的隆兴和议。这些史实概括在这一短语之中，表现出了陆游的痛惜之感。“志难成，鬓丝生”就个人方面说，正因为整个政治形势起了变化，自己的壮志未酬，而白发早生，以致成终身大恨。六字之中，感慨百端。

“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歇拍三句写晚年家居的闲散生活和愤懑情绪。“平章风月，弹压江山”是相对上片结交豪英，夜半草檄而言的。那时候终日所对的是英雄豪杰，所作的是羽书檄文；此时终日所对的则是江山风月，所作的则是品评风月的文字，成了管领山川的闲人。天壤之别的场景，怎能不令词人痛心疾首，透出无奈之态。风月的品评，山川的管领，原是“闲者”的事，与“功名”二字沾不上边，而结句却说“别是功名”，这是幽默语，是自我解嘲，也是激愤语，是对那些加给他“嘲咏风月”的罪名的人们，予以有力的反击，套用孟子的一句话就是：“予岂好嘲咏风月哉；予不得已也！”

全篇率意而写，不假雕琢，语明而情真，通过上下片的强烈对比，反映出陆游晚年的不平静心情。

内容结构

第一段，写小丘的基本情况。“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两句，介绍发现小丘的时间及小丘的方位。“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句后的第一段内容，写小丘的景物。钴鉧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仅用“生竹树”三字概括其一般景物，而把重点放在写山石的奇特上。着重描写石的“奇”，主要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争为奇状者”的“争”字突出了山石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顽强地抗争逆境的品格：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也可看作是作者自身品格的写照。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作者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既是对偶又运用比拟的方法，形象地将一堆堆静止的无生命的石头描绘成了一群群虎虎有生气的牛马和猛兽，生动细致，联想奇妙，下笔传神，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第二段，写小丘的遭遇和小丘带给自己的享受。小丘美好奇特却被主人抛弃，作者自然萌生购买的念头。“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明写的是小丘的遭遇，实际上暗含着作者自身的遭遇；作者被贬到永州，怀才不遇，同样是被遗弃，和小丘的命运非常相似。“价止四百”进一步印证了小丘售价之低廉，同时也暗含着作者被无辜贬低的愤慨。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又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立”、“露”、“显”三个动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除去秽草恶木的成果，暗含作者锄奸扶良、改革朝政的主张和理想。“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可见新生的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主要写外部景致，把静物寓于动态之中。“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段排比句写作者的感受，其所描绘的境界同文章开头有明显不同：开头写被弃山石的姿态，抒发了作者愤世疾时的愤慨；此时写在整修后的小丘上所感受到的暂时的怡适和宁静，既显示了小丘的价值，也表现作者为自己在不满一旬的时间里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一段，作者直抒胸臆。作者感叹同样一个小丘，在繁华之地被争相购买，在穷乡僻壤遭人鄙视。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却被作者和他的朋友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一句表明了小丘遭人鄙视的原因；“果有遭”一是说小丘被“我”喜而得之，是它有了好的际遇，得到了赏识，二是说自己的遭遇同小丘一样；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刘海峰认为“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转折独见幽冷”，也是这个意思。“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最后说明写此文的目的，字面上是祝贺小丘得到赏识，真正的用意是为自己被贬谪的不公平待遇而气恼和忧伤，通过“贺兹丘之遭”来发泄胸中的积郁。

文学价值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是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钴鉧潭西小丘记》不是客观描摹自然风景，而是蕴藏着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他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以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像《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所写的景物“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能够努力发掘、欣赏这遗弃的美好风景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够安慰孤苦受辱的柳宗元的也就是这些山水了。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越过石渠是昌蒲掩映、苔藓环绕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向北曲行，则全都是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作者眼前的这些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他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宗元人格美的艺术写照，可谓情景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