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祭祀周族祖先后稷以配天的乐歌。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周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大雅·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大雅·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周颂·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当时的祭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周颂·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非常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周颂·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这样说自然不是说《周颂·思文》毫无艺术性，其实这种祭祖诗本身是一首乐歌，具有娱乐的艺术审美功用。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

这是一首赞美诸侯公子的诗。但这公子究竟是作为商纣“西伯”的文王之子，还是爵封“鲁公”的周公旦之子，抑或是一般的贵族公子，就不得而知了。按朱熹《诗集传》“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故诗人以‘麟之趾’兴公之子”的解说看，似指周文王的“子孙”而言；但《毛诗序》则有“《关雎》之化行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之说。既为“衰世”，就非必定为文王或周公之子了。

赞美贵族公子，而以“麟”起兴，这在今天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但在古代却是一桩异常庄重和动情的事。所谓“麟”，其实就是糜，鹿之一种而已。不过古代传说中的“麟”，却非同寻常：据汉刘向《说苑》称，“麒麟，麕身牛尾，圜头一角，含信怀义，音中律吕，步中规矩，择土而践，彬彬然动则有容仪”；《春秋感应符》更发挥“一角”之义曰：“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荀子》亦云：“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恶杀，麟在郊野。”大抵是一种兆示“天下太平”的仁义之兽。所以后儒赞先王之圣明，则眉飞色舞于“麒麟在圃，鸾凤来仪”；孔子生春秋乱世，则为鲁哀公之“获麟”而泣，以为麟出非时也。

明白了“麟”在古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即可把握此诗所传达的热烈赞美之情了。首章以“麟之趾”引出“振振公子”，正如两幅美好画面的化出和叠印：眼间刚出现那“不践生草、不履生虫”的仁兽麒麟，悠闲地行走在绿野翠林，却又恍然流动，化作了一位仁厚（“振振”）公子，在麒麟的幻影中微笑走来。仁兽麒麟与仁厚公子，由此交相辉映，令人油然升起一股不可按抑的赞叹之情。于是“于嗟麟兮”的赞语，便带着全部热情冲口而出，刹那间振响了短短的诗行。二、三两章各改动二字，其含义并没有多大变化：由“麟”之趾，赞到“之定”、“之角”，是对仁兽麒麟赞美的复沓；至于“公子”、“公姓”、“公族”的变化，则正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所说，“此诗公姓犹言公子，特变文以协韵耳。公族与公姓亦同义”。如此三章回旋往复，眼前是麒麟、公子形象的不断交替闪现，耳际是“于嗟麟兮”赞美之声的不断激扬回荡。视觉意象和听觉效果的交汇，经了叠章的反覆唱叹，所造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兴奋、热烈的画意和诗情。

前文说到这是一首赞美贵族公子的诗，似乎已没有异议。但它究竟歌唱于何种场合，实在又很难判明。方玉润以为此乃“美公族龙种尽非常人也”（《诗经原始》），大抵为庆贺贵族生子的赞美诗，似乎较近原意。古代的王公贵族，总要自夸其身世尊崇不同凡俗，所以他们的后代，也定是“龙种”、“麟子”。这首诗用于恭贺贵族得子的场合，大约正能满足那些王公大人的虚荣、自尊之心。然而，自从卑贱如陈胜、吴广这样的氓隶之徒，曾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平之语揭竿而起以后，凡俗之家便也有了愿得“麟子”的希冀。在这样的背景上反观“麟之趾”，则能与仁兽麒麟媲美，而可热情赞美的，就决非只有“公族”、“公姓”了——既然有不少贵族“龙种”，最终被历史证明只是王冠落地的不肖“跳蚤”；那么凡俗之家，就也能崛起叱咤风云的一代“麟子”。

这是一首描写婚礼的诗。《毛诗序》以此诗为国君之婚礼。朱熹《诗集传》以此诗为诸侯之婚礼。从诗中描写的送迎车辆之盛可以知道，应为贵族的婚礼，而不是一般民间的婚礼。

关于此诗诗旨历来争议较大，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鹊喻新郎，鸠喻新娘。这个观点又分两种意见：（一）这首诗是诗人代新郎言说，表达了诗人对男子的同情。喜鹊搭好了窝，鸠来居住。新郎准备好了房子，新娘来居住。以鸠居鹊巢比喻女居男室。此说以姚际恒为代表。姚际恒《诗经通论》言：“按此诗之意，其言鹊鸠者，以鸟之异类况人之异类也。其言巢与居者，以鸠之居鹊巢，况女之居男室也。”姚氏之说，尊者甚众。但是清代另一位善说《诗》者方玉润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方玉润《诗经原始》辨驳说：“自《序》《传》来，说《诗》者无不以鹊巢鸠居况女居男室矣，夫男女同类也，鹊鸠异物也，而何以为配乎？”意思是说：用鸠居鹊巢比喻女居男室，就像是说鸠婚配给了鹊犹如女嫁给了男。但是男女同类可以婚配，鸠鹊异类又怎么能相配昵？方玉润又说：“姚氏际恒最攻《序》《传》，乃其自解诗意，又以为‘言鹊鸠者，以鸟之异类况人之异类也，其言巢居者，况女之居男室也“则与旧说何异？且谓“以鸟之异类况人之异类’，男女纵不同体，而谓之异类可乎哉？此不通之论也。”（二）这首诗是新娘家人在唱赞歌，是一首新婚礼赞诗。如果以鹊喻新郎，以鸠（布谷）喻新娘，则此诗为新婿礼赞诗。朱熹将《鹊巢》的诗旨强解为以鸠比喻文王之化，行后妃之德盛而赞颂之。此一说出现最早，流传最久，影响也最大，而批评者亦最多。这种赞颂文王之化，后妃之德的说法，虽然历来因为牵强附会而被指责为完全是一种背离诗义的经学化理学化的臆断，但是他将这首诗解释为是一首新娘家人赞美婚礼的诗，是值得肯定的。

二、鹊喻弃妇，鸠喻新妇，这是一首弃妇诗。如果以鹊喻弃妇，以鸠（布谷）喻新妇，则此诗的作者是代弃妇立言或作者本人就是弃妇，那么这是一首深切沉痛的弃妇诗。弃妇的丈夫遗弃了同他一起艰苦经营，创立家室的结发妻子，却用百辆盛车的热闹场面迎娶新妇，致使新妇占了旧妇之位，恰如”鸠占鹊巢“一般。弃妇心生嫉恨，因作此诗，以责备丈夫另娶新妇，新妇占据其家：我辛辛苦苦终于经营了一个家，现 在丈夫却将我抛弃，用盛大的车队去接新人了，而有个新妇要霸占我的家了。表达了一个为家操劳，却遭丈夫遗弃的妇女内心无比哀怨的心情。《诗经》中这类妇女很多，如《国风·邶风·谷风》。《召南·鹊巢》中这位妇女的遭遇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这首诗就是古代毫无话语权的妇女对喜新厌旧的丈夫的指责和对自己悲惨命运的无奈叙述。这实际上也是对男权社会里痴心女子负心汉婚姻现象的一种沉痛控诉，获得了强烈的社会意义。高亨在其《诗经今注》对此表示了相同的看法：”诗以鸠侵占鹊巢比喻新夫人夺去原配夫人的宫室。“同时高亨说：”（这是）召南的一个国君废了原配夫人，另娶一个新夫人，作者写这首诗叙其事，有讽刺的意味。“将这首诗的当事人具体地指为：召南的一个国君和他的两个夫人。

三、鹊与鸠并无明确所指，只是自然界的两种鸟，且此诗的叙述者是与婚礼无关的他者。这首诗也可能只是一个与婚礼毫无关系的路人所作，诗人无意中看到一场婚礼，于是有所联想有所感触，便作了此诗。

全诗三章，都以鸠居鹊巢起兴。喜鹊筑好巢，鳲鸠住了进去，这是二鸟的天性。《齐诗》曰：“鹊以夏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鸠因成事，天性然也。”诗中还点明成婚的季节，郑笺云：“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这也是当时婚嫁的季节。各章二句写鳲住鹊巢分别用了“居”“方”“盈”三字，有一种数量上的递进的关系。“方”，是比并而住；“盈”，是住满为止。因此诗三章不是简单的重章叠唱。

一章“百两御之”，是写成婚过程的第一环，新郎来迎亲。迎亲车辆之多，是说明新郎的富有，也衬托出新娘的高贵。二、三章继续写成婚过程第二、三环：迎回与礼成。“百两将之”是写男方已接亲在返回路上，“百两成之”是迎回家而成婚了。“御”“将”“成”三字就概述了成婚的整个过程。“子之于归”，点明其女子出嫁的主题。因此，三章是选取了三个典型的场面加以概括，真实地传达出新婚喜庆的热闹。仅使用车辆之多就可以渲染出婚事的隆重。

这首诗以平浅的语言写成婚的过程，没有如《周南·桃夭》里以桃花来衬托新娘的艳丽，更没有直接去描写新娘的容貌。如果说“之子于归”一句还点出新娘这一主角，让人在迎亲的车队之中找出新娘来，那么，另一位主角新郎则完全隐在诗中场景的幕后，他是否来迎亲，就留给读者去想像了。细味诗中所写，往返的迎亲车队给画面以较强的时空感，短短三章，却回味悠长。

此诗主人公采蘩者的身份，历来有很多说法。《毛诗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是以为此乃贵族夫人自咏之辞，说的是尽职“奉祭祀”之事。朱熹《诗集传》则曰：“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定主人公为“家人”，这是对毛序的一大修正。不过以为那辛勤“采蘩”、“夙夜在公”的还是“诸侯夫人”，于诗意未免仍有隔膜。

诚然，古代贵族夫人也确有主管宗庙祭祀的职责，但并不直接从事采摘、洗煮等劳作。《周礼·春官宗伯》称：“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贾公彦疏谓“女宫”乃指有罪“从坐”、“没入县官”而供“役使”之女，又称“刑女”。凡宫中祭祀涉及的“濯摡及粢盛之爨”，均由“女宫”担任。而此诗中的主人公，既称“夙夜在公”，又直指其所忙碌的地方为“公侯之宫”，则其口吻显示的身份，自是供“役使”的“女宫”之类无疑。因此，把这首诗定为是一首反映宫女们为祭祀而劳作的诗，更为合理。

诗之开篇，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些忙于“采蘩”的女宫人。她们往来于池沼、山涧之间，采够了祭祀所需的白蒿，就急急忙忙送去“公侯之宫”。诗中采用的是短促的问答之语：“哪里采的白蒿？”“水洲中、池塘边。”“采来作什么？”“公侯之家祭祀用”答问之简洁，显出采蘩之女劳作之繁忙，似乎只在往来的路途中，对询问者的匆匆一语之答。答过前一问，女宫人的身影早已过去；再追上后一问，那“公侯之事”的应答已传自远处。这便是首章透露的氛圈。再加上第二章的复叠，便愈加显得忙碌无暇，简直可以从中读出穿梭而过的女宫人的匆匆身影，读出那从池沼、山涧飘来，又急促飘往“公侯之宫”的匆匆步履。

第三章是一个跳跃，从繁忙的野外采摘，跳向了忙碌的宗庙供祭。据上引《周礼》“世妇”注疏，在祭祀“前三日”，女宫人便得夜夜“宿”于宫中，以从事洗涤祭器、蒸煮“粢盛”等杂务。由于干的是供祭事务，还得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光洁黑亮的发饰。这样一种“夙夜在公”的劳作，把女宫人折腾得不成样子。诗中妙在不作铺陈，只从她们发饰“僮僮”（光洁）向“祁祁”（松散）的变化上着墨，便入木三分地画下了女宫人劳累操作而无暇自顾的情状。那曳着松散的发辫行走在回家路上的女宫人，此刻带几分庆幸、几分辛酸，似乎已不必再加细辨——“薄言还归”的结句，已化作长长的喟叹之声，对此作了无言的回答。

如此看来，以《采蘩》为诸侯夫人自咏，固属附会；而认其为“家人”赞美夫人之作，亦属穿凿。穿行于诗中的，其实是夙夜劳瘁的女宫人而已：短促的同答，透露着她们为贵族祭祀采蘩的苦辛；发饰的变化，记录着她们“夙夜在公”的悲凉。古代的祭祀排场，原本就为鬼神“降福”贵族而设，卑贱的下人除了付出劳辛，没有幸福可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首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的山歌，是奴仆们在服劳役休息时闲唱的。山歌中第一、二段是互相问答，问答内容为采蘩的地点和目的。第三段则是奴仆们不满的牢骚怨言，因为王公贵族的祭祀，连小小的僮仆也要服劳役，更不要说是成年男女了。歌中所表现出的不满和无奈，在最后一句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夙夜在公侯家，昼夜服役，连想回家的话都不敢说，表现出封建王公贵族的残酷。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这本是召南地区的一种风俗习惯，但是，在以往的服劳役中，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劳累，所以这次的服劳役便以山歌的形式留传下来了。

此诗为三章叠咏，而其主要特色在于前两章以一问一答出之。末章写采蘩者的仪容，用“僮僮”、“祁祁”，言语虽简，而人物之仪态神情可现。而一问一答的形式，明显地受了原始民歌的影响。

这是一首妻子思念丈夫的诗歌，和《周南·卷耳》一样，也有想象的意境。全诗三章，每章七句。第一章写思妇秋天怀人的情景，第二、三章分别叙写来年春天、夏天怀人的情景。全诗表现了跨度很长的相思苦。

首章将思妇置于秋天的背景下，头两句以草虫鸣叫、阜螽相随蹦跳起兴，这是她耳闻目睹的，说是赋亦无不可。画面之内如此，画面之外可以猜想，她此时也许还感受到秋风的凉意，见到衰败的秋草，枯黄的树叶，大自然所呈露的无不是秋天的氛围。“悲哉秋之为气也”，秋景最易勾起离情别绪，怎奈得还有那秋虫和鸣相随的撩拨，诗人埋在心底的相思之情一下子被触动了，激起了心中无限的愁思：“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此诗构思的巧妙，就在于以下并没有循着“忧心忡忡”写去，而是打破了常规，完全撇开离情别绪，诸如自己孤处的凄凉、强烈的思念，竟不着一字，而却改用拟想，假设所思者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将会是如何的情景。诗云，“亦既见之，亦既觏之，我心则降。”见，说的是会面；觏，《易》曰：“男女觏精，万物化生。”故郑笺谓“既觏”是已婚的意思，可见“觏”当指男女情事而言。降，下的意思，指精神得到安慰，一切愁苦不安皆已消失。古人质直，即使是女诗人也不作掩饰。这里以“既见”、“既觏”与“未见”相对照，情感变化鲜明，欢愉之情可掬。运用以虚衬实，较之直说如何如何痛苦，既新颖、具体，又情味更浓。方玉润说：“本说‘未见’，却想及既见情景，此透过一层法。”（《诗经原始》）所谓“透过一层法”，指的就是虚实相衬法。

第二、三章虽是重叠，与第一章相比，不仅转换了时空，拓宽了内容，情感也有发展。登高才能望远，诗人“陟彼南山”，为的是赡望“君子”。然而从山颠望去，所见最显眼的就是蕨和薇的嫩苗，诗人无聊之极，随手无心采着。采蕨、采薇暗示经秋冬而今已是来年的春夏之交，换句话说，诗人“未见君子”不觉又多了一年，其相思之情自然也是与时俱增，“惙惙”表明心情凝重，几至气促；“伤悲”更是悲痛无语，无以复加。与此相应的，则是与君子“见”、“觏”的渴求也更为迫切，她的整个精神依托、全部生活欲望、唯一欢乐所在，几乎全系于此：“我心则说（悦）”、“我心则夷”，多么大胆而率真的感情，感人至深。

此诗虽是重章结构，押韵却有变化，首章一、二、四、七句用韵；而二、三章则是二、四、七用韵。另外王力《诗经韵读》认为各章第三句“子”与第五、六句“止”亦是韵脚。

此诗叙述的是少女临出嫁前庄重严肃地准备祭品和祭祀的情况，详实地记载了祭品、祭器、祭地、祭人，反映了当时的风尚习俗。

根据文献可以知道，在古代，贵族之女出嫁前必须到宗庙去祭祀祖先，同时学习婚后的有关礼节。这时，奴隶们为其主人采办祭品、整治祭具、设置祭坛，奔走终日、劳碌不堪，这首诗就是描写她们劳动过程的。全诗三章，每章四句。首章两问两答，点出采蘋、采藻的地点，次章两问两答，点出盛放、烹煮祭品的器皿，末章两问两答，点出祭地和主祭之人。

俗话说：“上供神吃，心到佛知。”这些普普通通的祭品和繁琐的礼仪，却蕴积着人们的寄托和希冀，因而围绕祭祀的一切活动都无比虔诚、圣洁、庄重，正如《左传·隐公三年》所说：“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因此，诗人不厌其烦，不惜笔墨，层次井然地叙写祭品、祭器、祭地、祭人，将繁重而又枯燥的劳动过程描写得绘声绘色。

这首诗的艺术魅力主要源于问答体的章法，而其主要构成因素就是五个“于以”的运用。全诗节奏迅捷奔放，气势雄伟，而五个“于以”的具体含意又不完全雷同，连绵起伏，摇曳多姿，文末“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戛然收束，奇绝卓特，烘云托月般地将季女的美好形象展现给读者。

召公在治西方的时候，治理得当，人民和睦。等到他去世了，人们怀念他，连他种的树都不忍心破坏，后人便作了这首诗来纪念他。全诗纯用赋体铺陈排衍，物象简明，而寓意深远，真挚恳切，体现了人民对召公的赞美和怀念。

《甘棠》一诗的主旨，自古至今，惟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认为是讽刺召伯之作，其他几乎众口一辞，均认为是怀念召伯的诗作。如《毛诗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朱熹《诗集传》云：“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对比每章第二句针对甘棠发出的动作：首章曰“勿伐”，伐是齐根砍断；次章曰“勿败”，败是坏其枝叶；末章曰“勿拜”，拜，攀援使弯。《诗经》的重章叠句往往表现为情感上的由浅入深、由轻至重，行为动作上的由简至繁、由小到大，体现的是对主题的逐层深化。但这首《甘棠》一反故常，表现为动作上和行为上的先重后轻。由断到折再到使弯曲，动作愈来愈轻 。它说明了人们对甘棠的珍重态度，伐倒是不行的，折断枝叶也不可，既使是攀援弄弯也是不准的。于是这组动词的妙处和这组叠句的妙处所在即为： 它是用先重后轻的方式传达一种神圣的情感，一种基于敬仰、怀念召伯衍生出的对甘棠的情感。

再看每章末句由召伯做出的行动：首章曰“所茇”，茇是居住的意思，居住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状态；次章曰“所憩”，憩是休息，休息是较短时间内的状态；末章曰“所说”，“说”读为税，税即税驾，停下车子叫税驾，停下车子的时间比休息片刻的时间还要短。由居住到休息再到停车，行为愈来愈简。一位可敬的人居住时间长的地方，那地方就成了他的故居，人们视其为圣地，在那里人们睹物思人，想见其为人，有历史感和真实感。如果这可敬的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 ，别说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 ，就是他曾经立足、流连的地方也会神圣起来，同样，这组表示召伯行为的动词也像上组动词一样 ，表现了人们对召伯的无上景仰之情，其实这正是重章叠句的好处。

全诗三章，每章三句，全诗由睹物到思人，由思人到爱物，人、物交融为一。对甘棠树的一枝一叶，从不要砍伐、不要毁坏到不要折枝，可谓爱之有加，这种爱源于对召公德政教化的衷心感激。而先告诫人们不要损伤树木，再说明其中原因，笔意有波折亦见诗人措辞之妙。突将爱慕意说在甘棠上，末将召伯一点，是运实于虚法。缠绵笃挚，隐跃言外。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丈夫因境遇变化或用情以专而遗弃结发之妻，在《诗经》这部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已多有反映，《卫风·氓》是一篇，《邶风·谷风》又是一篇。同样是用弃妇的口吻陈述被弃的痛苦，与《卫风·氓》相比，《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在性格上以如前者决绝果断，因此在回忆往事和述说情怀时怨而以怒，并没有对负心汉进行直接的谴责，然而在艺术风格上，则更能体现被孔子称道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从全诗的叙说来看，这位女子的丈夫原来也是贫穷的农民，只是由于婚后两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年轻妻子的辛劳操持，才使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但是这种生活状况的改善，反倒成了丈夫遗弃她的原因。这个负心汉以但以顾念患难中的糟糠之妻，相反却喜新厌旧，把她当作仇人，有意寻隙找岔，动辄拳脚相加，最后终于在迎亲再婚之日，将她赶出了家门。诗中的弃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泣如诉地倾吐了心中的满腔冤屈。

这首诗在抒情方面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选取了最能令人心碎的时刻，使用对比的手法，凸现了丈夫的无情和自己被弃的凄凉。这个时刻就是新人进门和旧人离家，对于一个用情专一、为美好生活献出了一切的女子来说，没有比这一刻更让人哀怨欲绝的了。诗由此切入，非常巧妙地抓住了反映这一出人生悲剧的最佳契机，从而为整首诗的抒情展开提供了基础。而一方面“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热闹和亲密，另一方面“以远伊迩，薄送我畿”的绝情和冷淡，形成了一种高度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被弃之人的无比愁苦，那种典型的哀怨气氛被渲染得十分浓烈。

其次是借用生动的比喻言事表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全诗共分六章，每章都有含蓄以尽的妙喻。如第一章入手便以大风和阴雨，来表现丈夫的经常无故发怒；以采来蔓菁萝卜的根茎被弃，来暗示他丢了根本，视宝为废。这主要用于言事。第二章则转用食荼如荠、以苦为甜，来反衬人物在见了丈夫新婚时内心的苦涩程度，远在荼菜的苦味之上。这又是主要用于表情。另如第三章的“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是用泾水因渭水流入表面变浊、其底仍清，来比喻自己尽管被丈夫指责却依然以改初衷的清白；第四章以河深舟渡、水浅泳渡，喻写以往生活以论有何困难，都能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第五章用“贾用以售”比丈夫的嫌弃、“比予于毒”喻对己的憎恶；第六章又把自己往日的辛劳比作御冬的“旨蓄”，将丈夫的虐待喻为湍急咆哮的水流。这些比喻取喻浅近，无以切合被喻情事的特征，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最后，作品的一唱三叹、反复吟诵，也是表现弃妇烦乱心绪和一片痴情的一大特色。从首章的“黾勉同心，以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到二章的“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从三章的“毋逝我粱，毋发我笱”，到四、五章的前后对比，再到六章的“以念昔者，伊余来塈”，在反覆的述写和表白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弃妇沉溺于往事旧情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理。顺着这一感情脉络的延伸展开，循环往复，人们更能接近和触摸这个古代女子的善良和多情的心，更能感受到被弃带给她的精神创痛。至于作品在二、三、六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宴尔新昏”这样的句子，又在断续错杂的回忆和抒情中，突出和强调了丈夫背信弃义对她产生的强烈刺激，她无法忍受眼前出现的这一现实，更以能以平常之心来接受这一现实，所以反复咏之，以示铭心刻骨，难以忽忘。

由此可见，这首诗在抒写弃妇哀怨方面是很有特色的。它的出现，表明古代妇女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很早就处在弱者的地位，充当着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作品没有直接对负情男子作明确的谴责，但最初的信誓旦旦和最终的弃如脱靴，仍为此作了有力的点示，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赞美说

汉儒对《羔羊》篇的解释主要有毛齐鲁韩四家，其中毛诗的解释来自《毛诗正义》，而齐鲁韩三家诗几乎都已亡佚。 现依据王先谦之说，取其书《诗三家义集疏》中认定的齐鲁韩三家诗说观点。在《羔羊》篇中，“羔羊”、“素丝”、“退食”、“委蛇”四词是该诗的关键词，其中“羔羊”是主旨的代表，故理解汉儒对《羔羊》篇的解释，应先从后三词开始，再分析“羔羊”所代表的主旨。

“素丝”。在《诗三家义集疏》的资料中，齐氏认为“素丝”指“君子朝服”；韩氏则认为素喻絜白，丝喻屈柔；注鲁诗的谷永注“素”为“行絜”，王逸注为“皎洁之行”；毛氏注为“白也”。《诗三家义集疏》总结为：“薛以性言，谓其心之精白，谷王以行言， 美其行之洁清也。‘丝喻屈柔’者，屈柔以行言，立德尚刚而处事贵忍，故屈柔亦为美德。 ”； 可见，齐氏是从“素丝”作为社会服装的角度进行分析以确定身份地位为大臣，而其余诸家则抓住其本身“白”与“柔”之特性，认为“素丝”是用来赞美大臣之高洁、谦忍。

“退食”。 王先谦先生梳理齐鲁韩三家诗注，认为“‘退食自公’者，自公朝退而就食，非谓退归私家。 永疏‘私门不开’，正释‘公’之义。卿大夫入朝治事，公膳于朝，不遑家食，故私门为之不开也。 ”； 而《毛诗正义》中先列郑玄笺，云退食意谓减膳。再引孔颖达正义释“减膳”之意：“减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为节俭减之也。 ”后引王肃、孙毓“减膳”论“减膳”为合理合制之举。故从身份属性上来讲，两种解释都将对象定义为朝堂之臣，非宦官等类属。 从特征属性来看，则知此人尊制守法，依朝廷之律，依传统之令，非标新立异或先斩后奏之人，可谓是遵从、执行制度法令的模范，是朝廷形象的代言。

“委蛇”。 毛氏注曰：“委蛇，行可从迹也。 ”又言：“既外服羔羊之裘，内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从公门入私门，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动而有法，可使人踪迹而效之。 言其行服相称，内外得宜。 ”郑玄笺云：“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节俭而顺，心志定，故可自得也。 ”； 韩氏注为：“逶迤，公正貌。 ”； 二者看似不同，实则互补。 恰如陈启源所云：“毛‘委蛇’传以为‘行可迹踪’，韩‘逶迤’训作‘公正貌’，两意义正相成，为其公正无私，故举动光明，始终如一，可从迹仿效，即毛序所谓正直也。 ”； 可知所美大臣之言行，首先是公正无私的，非弄权之人。 其次，该人言行有迹可循，则可使人仿迹模仿，谓其人有影响力，是值得他人对其进行赞美乃至宣扬的。

“羔羊”为此诗篇之题，也是该诗主旨的代表，因而应以“羔羊”为核心来分析该诗主旨。 《毛诗正义》：“《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后注：“《鹊巢》之君，积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 《诗三家义集疏》：齐说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辅政扶德，以合万国。 ”韩说曰：“诗人贤仕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 据此可知，该诗的主旨是赞美有德行之君子， 不同在与有的学者认为是在赞美召南大夫，而当时其他的学者认为是美召公， 毛氏则只说 “在位卿大夫”。实际上，召公于周朝亦是在朝之臣，故综合来看，可将《羔羊》一诗的主旨定为赞美有德之大臣。

讽刺说

对这首诗表现特点的理解，要反美为刺。即是说，全诗不用一个讥刺的词，更没有斥责之语，诗人只是冷静而客观地抉取大夫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一个小片断，不动声色用粗线条写真。先映入诗人眼帘的是那官员的服饰——用白丝线镶边的羔裘。毛传说“大夫羔裘以居”，故依其穿戴是位大夫。头两句从视觉来写，暗示其人的身份，第三句是所见也是所想，按常规大夫退朝用公膳，故诗人见其人吃饱喝足由公门出来，便猜想其是“退食自公”。《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双鸡。”杜预注：“谓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这与当时民众的生活水准相对照，有天上地下之别，《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阐述的符合王道的理想社会，在丰收年成，也才是“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而大夫公膳常例竟是“日双鸡”，非常奢侈。诗人虽然没有明言“食”是什么，以春秋襄公时代的公膳例之，大约相差无几。诗人生活在同时代，一见其人“退食自公”必然有所触动，想得很多，也许路有饿殍的惨象浮现在他眼前。正因为如此，所以厌恶之情不觉油然而生，“委蛇委蛇”诗句涌出笔端。这第四句“美中寓刺”，可谓点睛之笔，使其人仿佛活动起来：你看他，慢条斯理，摇摇摆摆，多么逍遥惬意。把这幅貌似悠闲的神态，放在“退食自公”这个特定的场合下，便不免显出滑稽可笑又丑陋可憎了，言外诗人的挖苦嘲弄可以想见：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实则是个白吃饭的寄生虫！三章诗重复这个意思，回环咏叹，加深了讥刺意味。各章三、四两句，上下前后颠倒往复。

《毛诗序》关于此诗的主题，不仅今文学派的三家无异议，而且后来的解诗者也无大的争论。虽然所思念的对象不必如《毛诗序》之泥定为“大夫”，但从诗中所称“君子”来看，则这位行役在外者当是统治阶级中人，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据毛传与郑笺，前一“斯”字指君子，后一“斯”字指此地。朱熹承袭此说，释为：“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诗集传》)而严粲释云：“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速去此所乎？”(《诗缉》)从上下文看，后一种说法更为顺理成章。感叹之后，女主人公又转念为丈夫设身处地着想：只因为了公事，才不敢稍事休息。想到丈夫一心为公事奔忙，故而接下去才有“振振君子”的赞叹。毛传与郑笺均释“振振”为信厚。朱熹亦承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盖振为振起、振兴意，亦为众盛意。”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训“振振”为“振奋有为”，似更切合情理。这样“振振”一词就成了称扬其夫君勤奋有为的赞语了。女主人公作出这样的赞叹之后，却发出了“归哉归哉”的呼唤，表明女主人公虽然明白丈夫是为公事奔走，但还是希望他能早早归来。这种转折实质上表现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诗序》称“劝以义”，就是着眼于其理的一面，以张扬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忽视了其情的一面，而且是此诗的主要一面，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评了《诗序》的这一偏颇：“按诗‘归哉归哉’，是望其归之辞，绝不见有‘劝以义’之意。”崔述的《读风偶识》也称：“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然而“绝不”云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执。还是朱熹概括得好：“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诗集传》)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称此诗“既劝以大义，又望其生还，可谓得情理之正者也”，诚为中肯之论。

此诗以重章复叠句的形式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覆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易雷响的地点，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诚如胡承珙所云：“细绎经文三章，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诗经后笺》)“遑”、“息”、“居”三字则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忠于职守、不敢懈怠的态度。此诗的每一章虽只寥寥数语，却转折跌宕，展示了女主人公抱怨、理解、赞叹、期望等多种情感交织起伏的复杂心态，活现出一位思妇的心理轨迹，堪称妙笔。初读此诗会不得要领，阳以偏概全，产生上文所述的岐见，因而姚际恒会这样批评朱熹：“夫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义难以合并，诗人语意断不如是。”殊不知诗作为心灵的自白，断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可以说诗人之语正当如是。此诗之妙正在于其上下不一的语意转折，在否定亦复肯定中呈现活的心灵。此外，此诗的语言简洁朴素，齐言中又有长短相错，模拟说话的声口，在一唱三叹中倾吐衷情，颇为传神。（黄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