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客难赏析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仓麋,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夫,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鹡鸰,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大燕之用乐毅,秦之任李斯,郦食其之下齐,说行如流,曲从如环;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莛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犹是观之,譬由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答客难》是其文学成就最高且独具风格的代表作。它骈而有韵,文笔曲折有致,叙事论理,辞意繁密,虽效宋玉“对问”却有创造和发展,成为“设问”之祖,故传诵千载而不衰。《答客难》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客方诘难,一是自己辩驳。而文章重点和精彩之处,即在后者。

文章以“客难东方朔曰”开篇,摆出客方诘难的全部内容。“客”为何人?《史记·滑稽列传》褚补曰:“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之。”由此可知,“客”即博士诸先生。博士先生们举出苏秦、张仪高居卿相之位,受尽荣华富贵作为实例,来与东方朔相比较,指出他“好学乐道”“博闻辩智”才学超群,“海内无双”,而且尽忠竭力侍奉皇帝几十年,官位却不过是执戟侍从的郎官而已,何以不如苏、张地位之高,是否有什么过错行为呢?如此官卑禄薄,连亲兄弟也不能照顾,那原因是什么呢?至此,博士先生们表面似是对东方朔赞扬和惋惜,实际那疑问之中则饱含嘲讽之意。这种欲抑先扬的手法,只有儒雅的博士先生们才能想得出而用得上。

于是“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一个细节的形象描写,突现了东方朔被迫辩驳的神态。他首先用“是故非子之所能备”一个概括否定句,和缓而明确地回答博士先生们,以振起下文。紧接着提出“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即时异则事异,不可以古衡今的思想,以作为理论根据,而进行具体分析。苏秦、张仪生当乱世,周室卑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民众四起,诸侯为时势所迫必需谋士方可图存以至称雄,所以才可以大有作为。这即是时势造英雄的意思。而自己则生于太平盛世,“圣帝德流”“诸侯宾服”“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因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所以不能施展才能、建功立业。这既赞颂了皇帝,又开脱了自己,巧妙地回答了“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的诘难。人的升沉荣辱、进退黜陟,非由才能所定。“遵天之道,顺地之理”便可各得其所,所以只好听凭命运,随遇而安。“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举之则上青云,抑之则下深渊“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几个并列对比的无主句,颇为隽永,耐人寻味,非深有体会者不能道,其弦外之音是,谁可主之?唯有皇帝。重返原题之上,他又说“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一个假设反诘句,说明苏秦、张仪生于当今之世,还远远赶不上自己呢。再引古书所言,得出“时异事异”的结论,所论更为坚强有力。

既然“时异事异”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而且圣明治世之时“贤与不肖”无所异,才能无所施,人们只有听天由命,何必发愤学习、努力进取呢!东方朔说:“虽然,安可以不务脩身乎哉?”引《诗》说明“苟能脩身,何患不荣?”再以姜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终用于文、武为例,证明修身终必显荣。所以君子不能施才立功的时候,就要“务脩身”“道其常”做到自得,并且要待人以宽厚仁恕,行“圣人之教化”使之品德敏勉、学识渊博。可见东方朔虽有官卑不遇之愤,却不自馁,更无悲观,仍在孜孜以求,等待机遇。这自然也是对博士先生们的有力回敬。

为了进一步阐明问题,东方朔再以许由、接舆、范蠡、子胥为例,证实许多有才学之人历来不为时用,那是由于“天下和平,与义相扶”人不易骋其才能而有所建树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子何疑于予哉?”接着又指出,在历史上能够建功立业之人,如乐毅、李斯、郦食其之辈,其所以青云直上、功成名遂,那是因为他们“遇其时者也”。两相对比,更为鲜明而深刻地突现了上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的思想。

于此,作者在颂扬皇帝的背后,竭力标示自己的才学智能,而且征引史实,证以经传,表明自己努力修身、愿为时所用的殷切期望。而其真正用意,则是在辩驳之中宣泄自己官卑禄薄和不被重用的愤慨之情,“然而在客观上却深刻地反映了,战国纵横之士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文士处境的差异,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文士不得不听任皇帝随意摆布的悲哀命运。”

最后一段是辩驳的总括,作者将满腔哀愤之情一股脑儿倾注在博士先生们身上,态度不够客气笔锋亦颇犀利。几个精妙而贴切的比喻:“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筵撞钟”“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说明博士先生们其实都是些故作高雅的“下愚”既“不知权变”又不明“大道”更无权非难东方先生这位“处士”了。这真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刘勰曰:“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文心雕龙·杂文》)通观全文,可知东方朔虽效法《对楚王问》的形式,却有其创造性的发展和独特风格。“对问”重在想象,面对帝王,语言要文雅而适度;“答难”则多于论理,面对博士,故文辞通畅而嘲谑。至于文章构思巧妙,条理清楚而又波澜起伏,行文生动活泼,比喻贴切,语言朴实,没有铺张扬厉、堆砌辞藻之弊,读者自可体会,不必详析。由于《答客难》独具风格,影响颇佳,故后世文人效之者甚众。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蔡邕《释诲》、郭璞《客傲》、夏侯湛《抵疑》、韩愈《进学解》、柳宗元《起废答》等等,无不受东方朔之启迪而为,然而其思想意义大多未能超过《答客难》唯扬雄、韩、柳之作尚可一读,其余不足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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