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中“数骑”和“敢”字都是经过锻炼的字眼。只用三个字就表现了安禄山叛军的强壮和官军的怯弱。“青是烽烟白人骨”这一句，本来应该说“青是烽烟，白是人骨”。缩成七言句只好省略一个“是”字。《同谷歌》有一句“前飞鴐鹅后鹙鶬”，本来是“前飞鴐鹅，后飞鹙鶬”。省略了一个“飞”字。又《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一句“秦有李斯汉蔡邕”，省略了一个“有”字。这种句法，仅见于七言古诗，五言诗中绝对不可能有。七言律诗中也少见。“青是烽烟白人骨”止是一个描写句，“白人骨”还属于夸张手法。阵亡士兵的尸体暴露在荒野里，至少要几个月才剩一堆白骨。杜甫此句，只表现“尸横遍野”的情景。他有一首《释闷》诗，其中有一联道：“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也是写战后的原野，它和“青是烽烟白人骨”是同一意境的两种写法。

此诗第二联写安禄山部队的强悍，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官军死亡之惨。而在叙述同一事件的另一首诗《悲陈陶》里，第二联写官军士气怯弱，无战斗力；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群胡”的飞扬跋扈。可见杜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同一事件的艺术手法。第四联是写被困在长安城内的人民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陈陶斜一败之后，长安城中的人民在痛哭之馀，还希望官军马上再来反攻。可是在青坂再败之后，人民知道敌我兵力相差甚远，只得放弃“日夜更望官军至”的念头。杜甫在长安城中，听到唐军战败的消息，心中非常焦急。而只好设想托人带信给官军，希望他们好好整顿兵力，待明年再来反攻。这两首诗的结尾句深刻地表现了人民对一再成败的官军的思想感情的合于逻辑的转变。

《杜诗镜铨》引用了邵子湘的评语云：“日夜更望官军至，人情如此；忍待明年莫仓卒，军机如此。此杜之所以为诗史也。”这个评语，反映出邵子湘认为两个结句有矛盾，因此他把《悲陈陶》的结句说是人民的感情如此；把《悲青坂》的结句说是军事形势有这样的需要。他以为这样讲可以解释矛盾。其实是似是而非。要知道，“军机如此”，也同样是长安城中人民听到青坂之败以后的认识和感情。杜甫写的正是人民思想感情的转变，根本不能以为两首诗的结句有矛盾。

其一

首联：“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陵墓”：皇帝的坟叫做陵，王侯以下叫做墓。“南山”，终南山。“汉朝陵墓对南山”：是说汉朝皇帝的陵及其大臣的墓与终南山相对。如高祖长陵在咸阳北原，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十五里；霍去病墓在茂陵东北二里。长安在终南山之南，是汉高祖建都之地，有险固可守，又在内地，是京都和陵墓所在之处，不容侵犯的意思。然而，在东汉覆亡之际，陵墓却被发掘。“胡虏千秋尚入关”；这句紧接上句，好像也是说的汉朝。但“千秋”是指汉朝陵墓被发掘的千年之后，则早已是唐朝了。胡虏，指吐蕃、回纥等。关，指萧关，唐时萧关在甘肃固原县北。“尚”，又。这句是说：不料在千年之后（实际不是千年，因七律每句限于七字，故以“千秋”指其概数），吐蕃纠合吐谷浑、党项等族侵入萧关，攻入长安（唐时京都也在长安），陵墓同样被发掘。

次联：“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日金碗出人间。”

这一联写陵墓被发掘的情况。昨日、早时，极写陵墓被发掘得快、景象之惨。玉鱼、金碗均皇家用以陪葬的宝物。《西京杂记》：汉楚王戊太子死，用玉鱼一对殉葬。“金碗”：戴叔伦《赠徐山人》诗：“汉陵帝子黄金碗。”“蒙葬地”，是说殉葬的珍宝蒙藏在葬地。这又是说的汉朝事，其实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等攻入长安，烧毁房屋、残害百姓、发掘陵墓、无恶不作。只是有些事情，杜甫不好直说，不忍直说，所以写得含蓄曲折。

三联：“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这一联，写杜蕃不断入侵。继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纠合红谷等族，号二十万人入侵长安，代宗逃往陕州（河南陕县）。次年，唐将仆固怀恩背叛，引回纥、吐蕃十万人入侵，京城戒严。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等族十万人入侵，深入到奉天，京城戒严。所以说：“愁见汗马西戎逼”。“汗马”，是说在作战中，马奔跑出汗，指抵敌危急、紧张。“西戎”，指吐蕃等。这句是说，见吐蕃等的入侵而发愁。敌人声势浩大，十分猖獗，他们朱旗闪动，照耀天空，好像北斗星也成为红色了（北斗星下对长安）。“殷”，红色。

末联：“多少材官司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材官”：勇武有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泾渭”，指长安西北泾渭二水流经之地，乃吐蕃入侵之路。“多少材官守泾渭”：有多少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良将，扼守泾渭要道呢？据《资治通鉴》载：召郭子仪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扬州。其中郭子仪当然是良将，其他的，恐怕很少能及郭子仪。但代宗信任的是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他听了这两人的谗言，曾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国难频仍之时，宠信的太监手足无措，才起用郭子仪，守泾渭之时，郭的兵力也不够。当时独孤及上疏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可见不少武官已趋于腐化，怎么能拥兵获胜呢？“材官守泾渭”，是说守泾渭的将领也不算少，但良将少，加之寡不敌众，于是肃宗决定凭借郭子仪的威望，使之与回纥谈判，借回纥之助。这是失策的做法。但杜甫未明指皇帝昏庸无能，只以“将军且莫破愁颜”一句责诸将不能御敌，提醒他们不可忘忧失警。“且莫破愁颜”的“且”字，是暂且的意思，对诸将之腐化虽有讽刺之意，但笔锋是针对皇帝的。

其二

这首承上首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兵入侵的事和借助回纥的史实。而借用回纥兵是出于肃宗的短见。当时李泌（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以图谋划策见重，位至宰相，封邺县侯，世称李邺侯）给肃宗制定的正确战略是：使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分两路牵制叛军。朝廷驻军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使叛军疲于奔命。唐军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再命建宁王李倓率兵配合李军攻占范阳，覆其巢穴、说可破贼。肃宗不用，他急欲收复两京，不惜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坚城，一切违反李泌的战略。这就使唐军陷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回纥，这就是肃宗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首诗，表面上在批评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实际是说肃宗无能。

首联：“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韩公”，即唐张仁愿，封韩国公。“筑三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张仁愿到了朔方军，治所在灵州（甘肃灵武），筑三受降城（城墙），以防止突厥南侵。“天骄”：胡人自称为天之骄子，转指少数民族首领。“拔汉旌”：拔去汉人的旗帜，即侵犯。这一联是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的本意，是要断绝突厥的南侵。

次联：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岂谓”，哪里料到。“尽烦”，太烦劳。“回纥马”，回纥的骑兵。“翻然”，反而。“朔方兵”：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所以称他统帅的部队为朔方兵。这一联是说，如果按李佖的战略，完全可以破贼，却弄得反而要求助于远处的回纥，真是太烦劳别人了。语含讽刺。也说明这种作法和张仁愿筑三城的本意相反，是引狼入室。

杜甫一贯主张依靠朝廷的力量平叛，反对借助回纥兵平叛。他在乾元二年（759年）秋写的《留花门》一诗中鲜明地反对借兵回纥（花门即回纥），其诗曰：“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铺，百里见积雪……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宝。花门即须留，原野转萧瑟。”

三联：“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胡来不觉潼关隘”：这句是承首联，说筑三城以防胡也要靠将士起作用，否则即使是潼关的险要，安史叛军来时，不觉得它的险要，被攻破了。从而显出人才的重要。

“龙水犹闻晋水清”：听说唐高祖在晋阳起兵时，晋水清了；又听说至德二年（757年）夏历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九月广平王（代宗）收西京。“犹闻”，是说过去听说，现在又听说。但情况有所不同：高祖起兵晋水，以有天下，建立了唐朝，也曾请兵突厥，其后突厥恃功侵犯，却能制伏他。这既是太宗的能耐，也是他善用人才，如当时大将李靖、李勣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勇武之士；广平王（代宗）收西京，也曾河清三十里，他借兵回纥却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这说明为国家的能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人谓“圣人出则黄河清”，原是对皇帝的恭维话，不足为据。这就自然地归结到末联：“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指代宗。末句责诸将只知坐享太平，不图报国。明是批评诸将，暗是指责代宗。透露出作者对国难关切的心情和对借兵回纥是失策的感叹，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和深心。

这首诗指责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错误地借助外力，实则指责朝廷大政方针的失策。

其三

这首是承上首“胡来不觉潼关隘”，接写安史乱平后，其余党并未真正归顺朝廷。

首联：“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洛阳宫殿化为烽”，这是指洛阳两次被兵火所毁。一次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毁于安禄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年）再毁于史思明。“秦关”，指潼关。“百二重”：“百二”，是说潼关二万兵足以当敌百万。“重”，险固。“洛阳”二句是说，宫殿都保不住，不要夸口说秦关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

次联：“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沧海”，即现在的河北、山东东部。“蓟门”，即今河北北部。“禹贡”、“尧封”：这里是指国家版图。这两句是说，沧海、蓟门一带，仍被归降的安史余党李忠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李正己等所盘据，他们拥兵割据，自设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实际并未归顺朝廷，所据地区未归入国家版图。

三联：“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兵储不自供。”“衮职”，朝中大臣。“预”：参与。当时朝中大臣多兼地方节度使重任，将相不分。“兵储”，指军需供给。“朝廷”二句是说，虽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节度使的重任，但他们不屯田积粮，而加重赋敛和扣留朝廷粮饷。所说“天下兵储不自供”。这实际是指出朝廷用人不当所致。

末联：“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王相国”，即王缙，作过相国，迁河南副元帅。“事春农”：指让军队屯田以自给。“稍喜”二句，说稍微可喜的是王相国还能注意让边军屯田，以减轻一点朝廷的负担。

这首表面上是责诸将不知屯田积粮以解决军食，实际上也是指责朝廷无能。

其四

这首承上一首的朝廷用人不当，进而写宦官专权。

首联：“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未全销。”

“回首”：杨伦注：前三首皆北望发叹，此首方及南望，故曰“回首”。“扶桑”：泛指南海一带。唐时岭南道有扶桑县，属禺州。“铜柱”：东汉马援所立，以为汉之极界；玄宗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曾复立马援铜柱。氛：妖气，指战乱叛离之气。时南诏背唐，与吐蕃连结。广德元年（763年）夏历十二月，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兵大掠（见《旧唐书·代宗记》）“回首”二句是说，回首看到铜柱标志的南方疆界，战乱之气未歇。“越裳”：南方国名，地接交趾，《后汉书·贾琮传》载：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王毒瑁、异香、美木之属。南海明珠：《太平御览·珍宝部》二，引《邹子》：“珠生于南海。”“越裳”二句，说南方各地，因战乱离贰，贡赋皆绝。

三联：“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殊锡”：特殊的宠赐，犹异宠。“大司马”即太尉。“总戎”，总兵，即元帅。这里指一般将帅及节度使而有“侍中”之衔的，没有例外，所以说“皆”。其冠以貂尾为饰，所以说“总戎皆插侍中貂”。但最受异宠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代宗之功，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又拜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因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幸陕，卫队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掌神策军；宦官程元振，因与李辅国一起拥立代宗有功，而任骠骑大将军，“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新唐书·官专》）。后来鱼朝恩不仅控制了军政大权，而且兼判国子监，控制了文教大权。朝中公卿无人敢谏。事实证明，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他让“主子”们吃自己酿成的苦酒。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

末联：“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

“炎风”，指南边疆土；“朔雪”，指北边疆土。“天王地”：春秋时称周天子为天王，以借指当代君主，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奠非王土”。这又联系到上一首中的“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即祖国领土不容分裂、不容他人盘据任何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在忠良翊圣朝”，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圣朝了。这两句，是勉励诸将为国效命，恢复国家旧有版图。

这一首，主要是指责朝廷失控，军政大权为宦官所左右，诗人正为此心忧。

其五

这一首赞严武，责镇蜀诸将平庸。

“锦江春色逐人来”，诗人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夏历五月离开成都草堂，虽然已入夏令，而“锦江春色”仿佛就在眼前。“逐人来”指紧紧跟随人后不肯离去。“锦江春色”因这三字而收到人格化的艺术效果。诗人用他对成都风物的美好回忆作为最佳赞辞，以此开端，也使人立即忆起了他写于成都的《登楼》中的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

“巫峡清秋万壑哀，”杜甫客寓成都时，曾入严武幕府。严死不久，他出蜀东下，流寓夔州。此时距严武之死，才过一年。夔州地接巫峡，又值秋季，诗人回忆成都旧游，不禁百感交集，顿觉“万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触动了对去世未久的严武的深切悼念。通过描写锦江巫峡两地不同时令特征，为后面展示诗人对严武的回忆制造了适宜的气氛。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二句追“忆”在严武幕时，曾陪严武于望乡台“共迎中使”的“往”事。情景依然，谁知严已成古人。严武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因而称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宫中特使。“望乡台”，在成都县北。“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怀。”接前两句写了严武镇蜀业绩。上句写唐“主恩”宠之隆，严武剖符“持节”一任东川节度使，两任剑南节度使。“三持节”是对严这一经历的最好概括。下句写严武的儒将风度。严武治军甚严，赏罚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与杜甫“举杯”饮酒，开怀赋诗，不愧兼擅文经武略。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西蜀北有剑门，东有夔巫，“地形”号“天下”“险”阻。严武坐镇其间，堪称李唐王朝最“须”倚“仗”的“出群”之“材”。末二句是对严武镇蜀整个历史过程的艺术概括，也是对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公元761年（上元二年）严武再次镇蜀，后为高适取代，不久就有徐知道的叛乱及松、维、保三州的陷落。公元764年（广德二年）三次镇蜀，曾大破吐蕃兵。后“以疾终”，郭英乂代之，不数月而有崔旰之乱，英乂被杀。“安危”指转危为安。它是全诗的高潮和总结。诗人的激情在这里再次得到艺术体现。它深刻指出：如果西蜀付托非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峻形势。

这是一首“议论时事”，可当“纪传”读的七律诗。开头、结尾都以激情取胜。中间两联将严武治蜀业绩与自己有关活动，用追“忆”形式娓娓道出，与一般“吟风弄月，登眺游览”的“任兴漫作”，迥然有别。没有杜甫“忧时之真心”和“识学笔力”（《杜诗本义》），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诚如黄生评说：“他人诗皆从纸上写出，惟公诗从胸中流出，口中道出”，且“神情面目，俨然可想，所以千秋犹有生气”。

《诸将五首》的内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以来的军政大事为中心展开议论，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他极度希望君主明智有为，文臣武将用得其人，语言慷慨蕴藉，诲人良多。因每首都与诸将有关，故以“诸将”为题，实则笔锋指向当时皇帝，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危须仗出群材”，这即是第五首的结语，也是《诸将五首》的中心论点，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以来军政大事的感愤。

《诸将五首》是政论诗，在议论中深含诗人自己强烈的爱国感情，不仅使读者明其理，而且激动着读者的心灵。

此诗二十句可分为三段，三段的内容既互相平行又层层递进，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表现了诗人感时伤乱，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情。

开篇八句为第一段，前四句为第一层，描绘出一幅战争连绵未断、民生哀声遍野的景致，写出了国运艰难，重心落在人民疾苦上。十年的战乱，惨重的徭役负担，逼得人民啼叽号寒，哀声遍野。这一层概括了当时形势翻人民的苦难。但当时的战争是一场捍卫统一的正义战争，因而对战争造成的疾苦，诗人未作更多的谴责，这里如实写出，目的是为下一层作铺垫。接着四句为第二层，”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揭示出最严重的时弊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根源。那些官吏们雪上加霜，疮口撒盐，不顾人民死活，专务敲骨吸髓，各种苛捐杂税，造成了民心不安。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民生艰难的忧愤，情感深切“贤者贵为德”与“庶官务割剥”形成对照，托住上段，启开下文。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韦生富春秋，洞彻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诗人称赞友人见识卓绝、正直无私。“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表露出诗人把友人列为“贤者”，希望友人救民于水火，惩治贪官污吏。“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二句，正面表达了诗人“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思想，揭示了封建官吏“盗贼本王臣的罪恶本质。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挥泪临大江”，大江的奔流犹如诗人的泪水，“高天意凄恻”，诗人的凄恻之情就像浩渺的天空，流露出诗人关切人民痛苦，对韦存在着很大希望，故既告之以理，又动之以情。这挥泪，不只是为私人交谊。“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写出了诗人利用友谊来勉励对方，希望韦讽此去不断的为人民做点好事。把诗人的友情和忧国优民之情糅合一体，水乳难分、似漆如胶。

此首送别诗，概括描写了战乱中人民的苦恨，揭露了当时社会横征暴敛的真实情况。言辞犀利，感情强烈，内容深刻，气度恢宏。

杜甫晚年创作的这首《蚕谷行》诗汇聚了他一生许多高尚的品格，这首诗可以说是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瑰宝。

此诗开头四句：“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十多年的战争，使得铸作生产工具的铁都感到缺乏必须用武器来改造了。全国战乱不息，农田荒芜。诗人呼吁把甲胄铸作农具，让每寸土地都能够得到耕作，百姓安居乐业。国外有《把剑铸成犁》的现代雕塑。大诗人杜甫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用诗的形式把这种反战思想艺术地体现出来了。铜铁应当做成犁、锄，服务于和平生活，现在却做了杀人的武器、防身的铠甲。对这种反常现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一经诗人点出：甲胄应铸作农具。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物非所用！盔甲回炉铸而为犁、锄，使天下寸土皆得牛耕，才是物尽其用的人间正道。诗人没有直接痛斥战争，却用铠甲再造为犁锄的形象语言强化了反战思想。

“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这是杜甫的理想主义。这是杜甫勾画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中劳动大众的理想生活。这首诗所显示的思想、识见，即是对陶渊明《桃花源记》耕作社会理想观念的巨大超越，同时亦是对他自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给予受体者的舍己奉献天下士子观念的超越。杜甫在这首诗中，直接给出了一个万城无甲兵的和平构想，是一幅打着杜甫深刻印痕的理想国及和谐社会诗意安居的画图。

此诗虽短，却是杜甫五十多年生活历练由无数血泪与伤痛凝成的最后总结，它是一颗照亮历史时空的一颗诗的钻石，是杜甫和杜诗一切闪光理念的凝缩。因此，可以说《蚕谷行》一诗标志着杜甫卓苦艰辛的圣化之路的终结，标志着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总括。

“万里流沙道，西征过北门。”首联这两句写东楼的位置，是全诗关键所在。正因为西行去万里流沙道者必须经过此门，所以东楼这一普通建筑，才与历史、现实、战争、使节联系在一起。诗人登楼远视俯瞰，战士们从东楼出发踏上征途，路途遥远而艰辛，也反映了战争的艰苦。

“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颔联这两句写战争、写过去。 “新战骨”说“但添”，“旧征魂”说“不返”，可见将士有去无回，而且即使死了也于事无补。此二句写得十分悲惨。多年的征战，使得无数将士献身沙场，横尸荒野，何曾见到他们魂返故园？而今战场又添新战骨，更叫人感到凄凉冷落。这两句烘托出战争的残酷至极，表明了诗人对出征在外的战士的担忧和对战争的不满和愤慨。

颈联承接首联仍然写楼，不同的是首联只写了东楼的位置，描绘的是远景，这两句却写到了东楼的本身，描绘的是近景。“楼角临风迥”，这句写“楼角”，高昂凌风，是多么的高寒；“城阴带水昏”，这句写“城阴”，城的阴面靠近渭水，低下阴森，一片昏暗，两者构成一幅对比强烈的画面，让人感觉战乱的凄惨。这两句描写在沧桑变幻城头依旧的背后，令人觉得这座东楼既是历史的见证，照应了颔联对战争的感慨，又是生死莫测的不幸之门，从而引起了尾联——使节出国和谈，但是战争的最终结果却是不能预料。

“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尾联承接颈联，再写人事。前两句写的是历史上的战争，这两句写的是现实的使节；前两句虚摹，这两句实写。这几句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过去的将士多半是有去无回，而现在的使节频繁派出，对即将爆发的战争依旧没有遏制作用，不久以后仍将有大批将士如往日一样，去作战送死，表现了战争的无情。

这首诗是杜甫的后期作品，诗人按照从远到近的方位顺序，描绘了在秦州城东楼的所见所闻，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忧虑，对将士的担忧之情。

诗题“岁暮”二字，在直观上有一种“岁云暮矣多北风”的凄凉之感，且二字均仄声，读来更抑郁寡欢，仿佛给全诗定了一种低沉的调子，罩上一层黯淡的色彩。这首诗通过描写边境战争，时局艰难，朝廷却无人请缨抗敌，而自己漂泊异乡，孤独寂寞；表达了诗人对朝廷里懦弱无能的大臣们的谴责；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全诗语言简洁，感情真挚。

首联“岁暮远为客”，“远”字不是对成都草堂言，而是对河南老家言。诗人流寓西蜀，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羁旅生活，故有“远为客”之叹。但是西蜀一隅也仍然不平静，所以接下去便说“边隅还用兵”。“还用兵”之“还”字，有仍然之意，言自己虽避地西蜀，暂得一席安身之所，没想到这里仍有战争。另外，“还”字又有又、复意，意谓中原战事未了，川中徐知道叛乱刚平，而吐蕃之侵袭又至，战乱似永无宁日。 “还”字隐含诗人对生活和时局的失望与叹息。于此可见杜甫炼字的功力，极为平常的字，出自杜手，便往往辞警意丰，耐人咀嚼。当时吐蕃的威胁日益严重，当年七月，吐蕃入寇，侵取河陇，十月攻入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十二月又攻陷松维保三州（均在四川境），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抵御，全川为之震动。

颔联“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二句承上“用兵”，具体写吐蕃侵蜀之事。“烟尘”，吐蕃兵马过处尘土蔽天，代指吐蕃军队。“鼓角动江城”写备战情形。“动”字既显出战争的紧迫，形势的严重，又写出吐蕃入侵给社会带来的动荡。这一联相当警策生动，前句写雪岭，后句写江城；前句写吐蕃，后句写唐军；前句是所闻，后句是亲见；一远一近，概括而形象地写出吐蕃来势之猛和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

颈联“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此句既指吐蕃入侵以来的情况，又是对安史之乱以来时局的高度概括。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天天都在流血，在呻吟，国家处于十分危急之中。“朝廷谁请缨”一句，是杜甫对当时那些贪禄恋位、庸懦无能的文武大臣的讽刺和责问，表现了他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杜甫和他们不同，他早年就怀有“致君尧舜”的宏愿，当此国家危殆、生民涂炭之际，更激发了他舍身报国的意愿。

尾联“济时敢爱死”，为济时活民，岂敢爱惜一己之性命而苟且偷安，杜甫是希望“请缨”的，但是虽有捐躯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自从疏救房培，他被朝廷冷落，流寓西蜀，寄人篱下，连生活尚且经常发生危机，哪有机会和条件过问国事。“寂寞壮心惊”，在客居边隅的寂寞岁月中，壮志一天天消磨，每想及此，诗人便感到愤激，不由得拍案惊起，心如刀割。

这首诗，前四句主要陈时事，后四句主要抒怀抱，层次清楚，结构井然，语无虚设，字字中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殷忧和关注，对国家的热爱，对庸懦无能的文武大员的失望和谴责，也抒发了他不被朝廷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

这首诗的艺术手法也很有特色，如借代修辞手法，颔联中的“烟尘”代边境战争；与后文“鼓角”相应，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战争的紧张，渲染了时局的艰危。而且还运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如“请缨”，典出《汉书·终军传》，在诗句中暗示朝中无人为国分忧，借以表达诗人杜甫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又如“对偶”和“双关”手法，诗题“岁暮”表面指的是时序岁末，深层指杜甫已进入人生暮年，还指唐帝国由盛而衰进入风雨飘摇的晚唐。

本诗还运用了虚实结合描写手法，如“边偶还用兵，烟尘犯雪岭”“朝廷谁请缨”是杜甫的想象，是虚写；“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是眼下情景，是实写。表现手法中有对比，如朝廷之臣无人请缨与江湖之士的杜甫“敢爱死”对比；杜甫高远的心志与报国无门对比。“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自己的言行反差的对比；“鼓角动江城”暗含战争前后对比；诗歌开头“远为客”与结尾“寂寞壮心惊”思想感情对比。

这是一场遭到惨重失败的战役。杜甫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四万唐军如何溃散，乃至横尸郊野，而是第一句就用了郑重的笔墨大书这一场悲剧事件的时间、牺牲者的籍贯和身份。这就显得庄严，使“十郡良家子”给人一种重于泰山的感觉。因而，第二句“血作陈陶泽中水”，便叫人痛心，乃至目不忍睹。这一开头，把唐军的死，写得很沉重。

至于下面“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两句，不是说人死了，野外没有声息了，而是写诗人的主观感受。是说战罢以后，原野显得格外空旷，天空显得清虚，天地间肃穆得连一点声息也没有，好像天地也在沉重哀悼“四万义军同日死”这样一个悲惨事件，渲染“天地同悲”的气氛和感受。

诗的后四句，从陈陶斜战场掉转笔来写长安。写了两种人，一是胡兵，一是长安人民。“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两句活现出叛军得志骄横之态。胡兵想靠血与火，把一切都置于其铁蹄之下，但这是怎么也办不到的，读者于无声处可以感到长安在震荡。人民抑制不住心底的悲伤，他们北向而哭，向着陈陶战场，向着肃宗所在的彭原方向啼哭，更加渴望官军收复长安。一“哭”一“望”，而且中间着一“更”字，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情绪。

陈陶之战伤亡是惨重的，但是杜甫从战士的牺牲中，从宇宙的沉默气氛中，从人民流泪的悼念，从他们悲哀的心底上仍然发现并写出了悲壮的美。它能给人们以力量，鼓舞人民为讨平叛乱而继续斗争。

从这首诗的写作，说明杜甫没有客观主义地展览伤痕，而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根据战争的正义性质，写出了人民的感情和愿望，表现出他在创作思想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