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诗八首（其五）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娇女诗》是中国最早吟咏少女情态诗之一。左思以诗人的敏锐和慈父的怜爱，选取了两个女儿寻常的生活细节，写出了两个女儿幼年逗人喜爱的娇憨，同时也写出了两个女儿令人哭笑不得的天真顽劣，展露了幼女无邪无忌的纯真天性。

此诗采用了分总式的表现结构方式，开头简洁利落点出“娇女”主题。接着用了十四句描写小女儿纨素，中间十六句描写大女儿惠芳，诗人恰如其分的展现了两个不同年龄的幼女形象，小女儿娇憨笨拙，稚气横生；大女儿矜持爱美，稚气未脱。后半部分合纵写了她们共有的童年顽劣乐趣，同时展现了她们活泼可爱的天性，字里行间闪烁着一个慈父忍俊不禁的爱意和家庭生活特有的情趣。

“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左思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左芳，小字“惠芳”，小女儿叫左媛，小字“纨素”两个女儿长的白皙靓丽。“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诗人很得意自己孩子说话的伶俐。“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额头很宽，鬓发下垂盖住前额，双耳白润，就像一双相连的美玉。诗人以父亲的慈爱，从不同角度品味女儿的可爱。“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天一亮就跑到梳妆台前玩弄化妆品，抓起眉笔乱画，把眉毛画的很不像样，就像扫把扫过一样。“浓朱衍丹唇，黄吻烂漫赤”，这两句写纨素笨拙地模仿大人化妆，显示出幼童爱美的娇憨。这一段清晰可见活灵活现的刻画，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一个跃然纸上宽额白嫩的小女孩，一大早照着镜子如猴子学人一般乱涂乱抹的笨拙憨态，叫人顿生忍俊不禁的欣然爱意。“娇语若连锁，忿速乃明忄画”。这又是一幅生动的童趣速写，从中可以看出孩子的无忌任性。“握笔利彤管，篆刻未期益”，这里陈述的是小孩子没有目的随意爱好。“执书爱绨素，诵习矜所获”，这里描写了小孩子毫不掩饰的自信娇态。以上写妹妹纨素，下文是写姐姐惠芳：

“其姊字惠芳，面目粲如画”姐姐惠芳长的眉目如画光彩亮丽。“轻妆喜楼边，临镜忘纺绩”，姐姐比妹妹会美且化妆淡雅，不像妹妹把个脸画的乱七八糟。但是姐姐和妹妹一样爱化妆，常常坐在窗口入神地为自己化妆，对着镜子经常忘了纺花织布的份内事情。“举觯拟京兆，立的成复易”。汉朝的张敞做过京兆尹，他曾经为妻子画过眉，所以说“举觯拟京兆”，“立的”是在额头点上一种图案，如梅花，月牙或者一个圆点。因为小孩子化妆技术不成熟，点的位置老是不当，所以点了嫌不好，擦掉了重新点，这样描来描去就有了重复的影子了。诗人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虽说姐姐比妹妹的会打扮，但是化妆起来总归不如大人，尽管姿势摆的像京兆尹张敞画眉的样子，可画的结果还是不够完美以至留有擦不干净的重复影迹。“玩弄眉颊间，剧兼机杼役”，在眉间脸上来来回回地描摹，动作比织布穿梭还要辛苦几倍。“从容好赵舞，延袖象飞翮，”因为春秋时赵国的女乐以能歌善舞闻名，所以古人以赵舞指代歌舞。“延”伸长的意思，“延袖”就是把长长的袖子甩开，晋代人衣袖宽松，甩开袖子有些类似唱戏的水袖。这两句是说惠芳跳起舞来无拘无束自然大方，甩开袖子的翩翩姿势就像鸟儿展翅一样。“上下弦柱间，文史辄卷襞”，她随着弦乐的节奏上下舞动，常常忘记了正在诵读的文史类书，所以把书卷折起来丢在一面不管了。小孩子天性贪玩，好表现自己，喜欢歌舞，不愿专注于枯燥的文史学习。“顾眄屏风画，如见已指摘”，有时候回头瞟一眼屏风上的画，还没有看清楚，就指指点点评论起来。没有看清楚的原因，其一是小孩子不懂得仔细观察，其二是因为“丹青日尘暗，明义为隐赜”丹青：指屏风上的画。小孩子不知道欣赏屏风画面的本来意旨，看到画面陈旧模糊就随意指责。以上刻画的是姐姐惠芳。下文是姐妹俩共同的喜好与顽劣。

“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红葩缀紫蒂，萍实驺抵掷”，她们常常飞奔在园子里，把没有成熟的果子生摘下来，把正开的鲜花连紫色的花托一起掐下来玩。“萍实”是一种很大很贵重的果实。相传楚王渡江看到江里，有一个斗大的红色园东西飘来，随从把这东西捞上来，没有人能够认识。于是楚王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这个东西叫萍实，可以剖开吃。并说萍实是一种吉祥物，只有功业大的人才能得到。”于是楚王就把萍实吃了。小孩子不知道萍实的珍贵，拿着它抛来抛去当皮球玩。“贪花风雨中，倏眒数百适”，小女孩喜欢花，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到园子里去看。就是说小孩子喜欢跑到园子里玩花，刮风下雨都无所顾忌，大人们不愿意让她们出去，但是却看不住她们，转眼的功夫她们就往园子里跑好几趟。“务蹑霜雪戏，重綦常累积”，她们觉得雪天新鲜，偏爱在雪地里玩耍，大人们怕她们冷，可是拦不住她们。“綦”在这里指代脚印，她们跑来跑去，雪地里踏下了重重叠叠的脚印。“并心注肴馔，端坐理盘槅”。小女孩关注做饭做菜的事情，她们郑重其事的摆弄盘子，却不愿意写字，“翰墨戢函案，相与数离逖。”她们把笔墨收起来装在匣子里，放在书桌上，常常是一前一后地相跟着离开书桌老远。只要外边有敲锣打缶的声音，她们就什么也不顾地往外跑，甚至连鞋子也来不及穿好，拖拉就跑出去了。“止为荼菽据，吹嘘对鼎鬲”。饭食对她们有吸引力，看着锅里煮饭，她们会消停下来，对着火吹，希望食物快点熟。“脂腻漫白袖，烟熏染阿緆”，“阿”是细缯，“緆”细布，“阿緆”这里指细的丝织品或细布做成的衣服。她们喜欢拨弄吃的，使得袖子上沾满油腻，衣服被烟雾熏黑。所以“衣被皆重地，难与沉水碧”，就是说衣服的底色被油烟污染的看不出原来的底色，“碧”指水清亮，这里是干净的意思，她们的衣服脏的放在水里很难洗的干净清亮了。

“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小孩子任性，羞于接受大人的责备。“瞥闻当与杖，掩泪具向壁”，感觉大人要打，就用手捂着眼泪躲到墙的一边去了。

这首诗用了不少当时的口语白话，所以有些字句难以给它恰当的解释。但它确实是一首很有特色的好诗。俩少女稚气拙朴的情态和形态，写的真切生动，展现了自然本真的生命意趣，蕴含着人之初生的纯净美。

这首诗写在门阀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不管有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平现象。“郁郁涧底松”四句，以比兴手法表现了当时人间的不平。以“涧底松”比喻出身寒微的士人，以“山上苗”比喻世家大族子弟。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竟然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从表面看来，写的是自然景象，实际上诗人借此隐喻人间的不平，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形象鲜明，表现含蓄。中国古典诗歌常以松喻人，在此诗之前，如刘桢的《赠从弟》；在此诗之后，如吴均的《赠王桂阳》，皆以松喻人的高尚品格，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世胄蹑高位”四句，写当时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高官之位，而出身寒微的士人却沉没在低下的官职上。这种现象就好像“涧底松”和“山上苗”一样，是地势使他们如此，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至此，诗歌由隐至显，比较明朗。这里，以形象的语言，有力地揭露了门阀制度所造成的不合理现象。从历史上看，门阀制度在东汉末年已经有所发展，至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对门阀统治起了巩固作用。西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门阀统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弊病也日益明显。段灼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当时朝廷用人，只据中正品第，结果，上品皆显贵之子弟，寒门贫士仕途堵塞。刘毅的有名的《八损疏》则严厉地谴责中正不公：“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这些言论都反映了当时用人方面的腐败现象。左思此诗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时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金张藉旧业”四句，紧承“由来非一朝”。内容由一般而至个别、更为具体。金，指金日磾家族。据《汉书·金日磾传》载，汉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七代，金家都有内侍。张，指张汤家族。据《汉书·张汤传》载，自汉宣帝、元帝以来，张家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冯公，即冯唐。他是汉文帝时人，很有才能，可是年老而只做到中郎署长这样的小官。这里以对比的方法，表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具体内容。并且，紧扣《咏史》这一诗题。何焯早就点破，左思《咏史》，实际上是咏怀。诗人只是借历史以抒发自己的怀抱，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抨击而已。

这首诗哪里只是“金张藉旧业”四句用对比手法，通首皆用对比，所以表现得十分鲜明生动。加上内容由隐至显，一层比一层具体，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

楚辞中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文选》中有左思的《招隐》诗，题目相似，而意趣不同。《招隐士》是召唤隐士离开山林回到人群中来，到宫廷里去；而左思的《招隐》却是去招寻隐士，欲与之同隐。同题两首，这里选取第一首进行赏析。

左思《招隐》中的第一首，招隐，是招还，寻防隐士之意，写入山招还隐士，却被隐士生活环境所吸引，决意同隐以表现社会黑暗，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第一首诗首句“杖策招隐士”，开门见山，点清题目。“策”，据扬雄《方言》，是树木细枝。中国人向来强调“见微知著”：纣设象筯（即箸字），比干以为奢侈之渐；五月披裘，即可知其人之不贪。折树枝为杖，则持杖者旧袍蔽屣的形象及厌弃豪华的性格已可见一斑。“荒涂横古今”和“岩穴无结构”两句写隐士居室及其周围的道路。既是隐士，当然就应当绝交息游，摒弃繁华。室开三径、蛙作鼓吹这些传为佳话的典故，“草堂”、“蓬户”这些常见的作为隐士（或寒士）居室代称的文字，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作者笔下的隐士岂只是“草莱不翦”、“茅屋数椽”而已，他根本就没有房屋，而是像巢父一般的岩居穴处；他的住处周围也根本就没有道路，好像从古到今无人从这里走过（横，塞）。然则其人避世之深，可以想见。唯有山丘中传出的隐隐琴声，才能显示出他的存在。这几句写的是眼前近景。其中“荒涂横古今”也隐寓着与紫陌红尘的对比，“岩穴无结构”则隐与高堂华屋作比，这一点读到下文自可领悟。接下来“白云”二句写仰观，“石泉”二句写俯视。白云飘忽，去来无迹，正是隐士们最爱欣赏、最感会心的景物；树木葱茏、丹花掩映，清泉潺潺，游鱼嬉戏，这是十分宁静、自由、充满生机和自然之美的世界。庄子就是非常羡慕濠水中的鯈鱼之乐；曹孟德也是把“枕石漱流饮泉”（《秋胡行·晨上散关山》）看作是神仙生活。这些与喧嚣嘈杂、勾心斗角、扼杀人性的现实社会是非常鲜明的对比。作者对隐士生活环境的描写，处处在在，都流露出他对现实的强烈憎恶。

以上六句多写所见，是隐士的生活环境；“丘中有鸣琴”则是写所闻，写隐士的活动。弹琴在古人诗文中向来是高雅之士、尤其是隐逸之士的爱好，这种例证太多，无烦列举，只须看不会弹琴的陶渊明也要取一张无弦琴在手上摆弄摆弄，就可知它在隐士生活中的地位了。而在这样一个幽静空寂的所在独坐拂弦，更可见其人情逸云上，非寻常隐士可比。

“非必丝与竹”四句续写所闻。这四句的写法与上文相比稍有变化。上面都是直陈所见所闻而暗寓对比之意，这里却是首先提出了用作比较的对象。丝竹犹言管弦，指官僚贵族饮酒作乐时所欣赏的音乐。（需要说明，一般讲“丝竹”时，是指由女伎演奏的音乐，所以高士独自弹弄以遣怀的琴，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刘禹锡的《陋室铭》既说“可以调素琴”，又说“无丝竹之乱耳”，把琴排除在丝竹之外了。）聒耳的笙歌与山水之音相比，前者代表的是富贵和庸俗，后者代表的却是高情雅趣。史载梁昭明太子萧统“（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啸歌则是魏晋以来名士包括隐士常常喜欢用来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说诸葛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西晋的阮籍也是善啸的；《晋书·阮籍传》说他遇到过一个苏门山真人名叫孙登的，啸起来“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如此看来，啸歌和弹琴一样，也是高人雅士的举动。然而作者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作者看来，再动听的人为之音也无法与泉水漱石，泠然清越，风吹阳林，呜呜悲吟的“天籁”相比。在这四句中，前两句用的是对比手法，后两句则是衬托，更突出地强调了作者对隐居生活的热爱。

在着力描写了隐士的居处环境之后，作者又将视线投向他的衣着食物。古来写隐士衣食，多以“黄精白术”、“石髓茯苓”以见其食之稀少而精洁；“鹑衣百结”、“短褐不完”以见其衣之破旧单寒。然而作者写食只用了一句“秋菊兼餱粮”，写衣也只用了一句“幽兰间重襟”。秋菊幽兰之为物，具芳香之性，秉贞洁之姿，正是隐士人格与形象的象征。只此一点，足盖其余。纡青拖紫、怀金佩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贵族与以秋菊为食、以幽兰为佩的隐士比起来，其蠢俗不堪愈见明显了。诗至此，已写足了隐士的居行服食，不着一主观评价，已足以使人悠然神往。于是乎诗人不由得感慨系之：“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他也要抽去帽子上的簪子，意欲挂冠弃仕，追步隐者遗迹去了。这两句是诗中唯一的直抒，但置于对隐士所居的精心描绘之后，写来犹如水到渠成，略无突兀之感。而此二句亦是画龙点睛之笔，以此收势，亦使全诗显得神完气足，发人深思。

此诗写景简淡素朴，语言亦高古峻洁，非有如诗人者之胸襟，不得出此。这就是“诗如其人”。